采访人物:蒯大富，原清华大学学生，文革期间红卫兵五大造反派司令之一

采访时间:2004年8月25日

采访地点:深圳市南山区新桃园酒店22号房

采访蒯大富，颇费心思。距今28年前，蒯大富曾是中国大地上名噪一时的人物，当年红卫兵五大造反派司令之一，现在50岁到70岁的人，不知道蒯大富的恐怕不多。

蒯大富是玩火者，也是纵火者；是“文革”的早期产物，也是“文革”的后期弃物；是政治的精品、装饰品，也是政治的牺牲品、试验品。人世间的事就这么简单。一命，二运，三风水，四仁，五德，六读书，七工，八技，九盘算。人世间的事就是这么复杂。故乡行云是，虚室坐间同，日落西山暮，方知天下空。经历了曲曲折折、高高低低后，一个人，特别是在瞬间经历过高速的“政治过山车”的人，常怀一种看透和看破的心态。大多是消极，而在消极中，能有一种积极，一种沉淀后的发酵，一声沉沦后的口哨，那就别有一番意境。

老婆孩子落户深圳

田炳信:我的《深谈》栏目喜欢找些有阅历、人生有起有落的人聊。因为只有经过比较、反复折腾，人性中的各种味道才会散发出来。

蒯大富:咱们讲好了，我们朋友间聊聊天可以，任何媒体上都不要发表。你知道凤凰卫视第一个找的就是我，刘长乐、吴小莉、陈鲁豫这些大腕基本都来过。陈鲁豫不是出了本书吗，其中一章就专门讲到我为什么拒绝接受她的采访，但我们聊得不错，她人很好。

田炳信:你是觉得现在不合适谈呢还是怕谈了对现在的生活带来负面的影响？据我观察，经历过大事件的人一般都有三种心态:一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一是屡战屡胜，牛气冲天，自始至终个性得到极大的发挥；还有一种就是屡败屡战，在下风头高昂着头，展现了单

体生命的韧劲和坚强。

蒯大富:是不合适谈。我给你看这些老照片（蒯大富随身带了3本旧影集让笔者看）。

田炳信:你当年很瘦。

蒯大富:造反嘛，就得瘦。这照片上有谢富治、周恩来、林彪……是朋友帮我保存的。

田炳信:是你交给他保存的？

蒯大富:不，是人家从档案里翻出来，一直保存了三十多年。老田你今年多少岁数？

田炳信:我今年48。

蒯大富:“文革”时期的事应当还记得。

田炳信:记得。我去年底写了本《中国户籍制度调查手稿》，你有空翻翻。

蒯大富:这本书还是有分量的。我老婆、孩子的户口直到这个月才刚调进深圳。为什么好多事情不好谈，就是这个。按照深圳市入户的条件，十个条件里只要有一个符合就可以了，像在深圳连续居住5年以上，我够了；在深圳办公司年交税10万元以上，我一年交三四十万。但因为我是蒯大富，就难办。

田炳信:那你的户口现在办进来没？

蒯大富:我的还没办。

田炳信:你也不想办了吧。

蒯大富:我想办。现在好多做法我不认可，要想突破这层层的关联，不容易。

田炳信:我这本书是研究中国户籍制度的第一本。15年前我在新华社当记者时专门做过3篇相关的“国内动态清样”，直到现在拿出来说，当时所提的观点都还没过时。

蒯大富:现在世界上还有多少国家有户籍制度？

田炳信:据我调查只有中非的贝宁、朝鲜和中国，但那两个国家户籍制度的严格性和长期性都不如中国。你是哪年出生的？

蒯大富:1945年生，1963年入学。

田炳信:后来凤凰卫视的采访做了吗？

蒯大富:没有，它要能播我肯定接受它采访。鲁豫说到目前为止只有两个人不肯接受她的采访，一个是我，一个是张玉凤。说白了，我想说的话她不敢播，她让我说的话我觉得没必要说。

田炳信:那能不能这样，你想说的话我让你登出来，你不想说的话我就不写？

蒯大富:你根本做不到。

感谢邓小平刀下留情

田炳信:你们家是什么出身？

蒯大富:我爷爷是新四军，爸爸是共产党员，要不当年怎能红起来呢，敢造反，有底气。 我们家是江苏盐城嘛。

田炳信:其实“文革”初期谁不挤破脑袋想当造反派，只不过有的人因家庭出身、个人背景、性格和所处的环境没当上而已。当年不是有一句很流行的话叫“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毛主席指示我照办”嘛。

蒯大富:要讲出历史的真相其实很难。

田炳信:如今社会越来越成熟，人们更加客观，更加接近真实。这些年你个人的经历大

起大落，大红大黑，你自己反思过“文革”吗？

蒯大富:现在的社会环境是比以往宽松了许多，但我还是不想碰“文革”这一块。

田炳信:只想踏踏实实多赚点钱？其实你的名声对你做生意应该有帮助吧？

蒯大富:有得有失。就是说它有个负效应，弄不好人家会不愿意跟你接触。

田炳信:其实你应该写个回忆录。弹指一挥间，“文革”距今已38年。你是当年的风云人物，五大红卫兵领袖之一，又经历了这么多曲折，不管它公正不公正，站在今天的角度回眸“文革”，你怎么看？

蒯大富:很难用什么话来概括。

田炳信:是不好表达还是有难言之隐？

蒯大富:没什么难言之隐，就像你说“文革”的起因，用什么话能说得清楚呢？真的很难。

田炳信:当年你21岁，还是个年轻人，现在回头看“文革”，有没有一种被“戏弄”———这是个潜台词，有没有那种感觉？

蒯大富:我自己并不后悔。我始终只承认文化大革命就是两年，正好就是我那个“狂乱年代”，正好我在风口浪尖上。

田炳信:你被抓起来是因为“5·16”吧？

蒯大富:那是两回事，但我也是“5·16”分子，我被关了17年。

田炳信:韩爱晶怎么就判了15年呢？

蒯大富:他罪过小，我罪过大嘛。

田炳信:聂元梓呢？

蒯大富:也是17年，差点没判死刑。

田炳信:是谁刀下留情了？

蒯大富:那肯定还是邓小平了。如果不是邓小平，人早没了，挺感谢邓小平的。前段时间我去北京，见到了当年的审判长。当年他一直护着我，非常好的一个人，要不是他我还得多坐8年。

田炳信:你后来减刑了吗？

蒯大富:没有，坐满了。

田炳信:是在秦城监狱？

蒯大富:那也去过。

田炳信:受刑了吗？

蒯大富:没有，还比较客气。我没获减刑是因为我始终不认账，他们说我“颠覆国家”、“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可法庭辩论时，检察官、法官都被我驳倒了。我说《刑法》第90条列明:反革命要有动机和行为。你能证明我有这种动机和行为吗？当时是1983年开庭，审判1966年的案子。如果回到1966年，我那时才21岁，至少有几个没看出来———第一，毛主席也会犯错误；第二，林彪、江青是隐藏的坏人；第三，不知道刘少奇是被冤枉的。我说我是非常纯正的革命者，怎么可能反革命？我问审判长:您比我大10岁，1966年时您认为毛主席犯错了吗？您当时知道林彪、江青是坏人了吗？您就从来没喊过“打倒刘少奇”吗？假如您也不知道，您怎么能起诉我反革命？当时的庭审现场有4台摄像机拍摄，录像带现都在档案馆里。后来我去要过，但他们不给。

审判长说:“我拒绝回答被告的问题。”我说:“我现在是被告人，您代表国家起诉我，我不得不来。现在是法庭辩论阶段，我刚才的发言与本案有关，你必须回答。不回答也可以，但你现在就要给我撤消起诉。”

田炳信:当时法庭上有多少人？

蒯大富:800多人。

田炳信:你给判了17年，那以前羁押的时间顶不顶刑期？

蒯大富:顶了，要不还要多坐8年嘛。我是1978年被抓，1983年审判。从1970年到1987年，关了1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