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锦麟的无悔青春

杨锦麟:身后这个青草栖息之处，就是30多年前，我们迳子耕山队的所在处，原来这里呢，有一个传统的茶亭，其实是做纸的纸坊。后来呢，大队就把这里最难耕的田都分给了我们，二十多亩，但是现在已经什么也没有了。

由于严重的腰肌劳损，杨锦麟后来被调到了耕山队。队里人照顾他，给他安排了最轻松的活，负责放牛放羊。

杨锦麟:然后有一次我的牛，养的牛发情了，一路狂奔就到了上登去，一路追，我记得追的很久，然后牛被当地的生产队扣了，因为它把人家的牛栏都给撞烂了，最后还花了8块钱还多少，把它赎回来。我有点失望，这连个房子都不在了。

而陈动则是耕山队的手扶拖拉机的司机，负责运输和犁田耕田。陈动这次回来，最大的心愿就是可以再次见到曾经居住过的房子。然而同样让我们大失所望的是，一人多高的荒草将整个地方遮得严严实实的，放眼望去除了荒草什么也看不到了。

记者:你在上面最希望看到什么。

陈动:现在估计能看到也就是房子的遗址，墙角什么东西。其他什么也看不到了我想，但是它是一段回忆，一段很难很难磨灭的，它毕竟是我们青春的脚步。

1969年9月5日，刚满15岁的陈动，就坐上了火车来到了武平县插队落户。在文革时，陈动的父亲被错划为右派，当成牛鬼蛇神批斗，作为中学教师的母亲也属于被批斗对象。这也给了陈动很大的打击。

陈动:那么当时有一句话呢，对我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叫作出身不能选择，但是道路可以选择，就觉得这个家庭，跟这个所谓的革命路线，那是格格不入，对吧？所以就准备，就是跟家里要脱离，到这个所谓的这个，到农村里面广阔天地里面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实际上就是一个叫作脱胎换骨，重新做人

来到了武平的陈动，也被分配到了联坊大队，开始了他的知青生活。然而刚来没多久，惊险的遭遇就降临到他的身上。

陈动:天都黑了，结果我和另外一个（知青）去挑水，他挑着桶，那个桶在前面走，我在后面给他打手电，结果他那个桶就把那个刮过去，茅草，边上有茅草，茅草刮过去。就是有一条毒蛇呀，就把他那个桶刮下来了。刮下来了，因为我手电不是照前面，我以为是枯枝，或者什么东西掉下，我也没注意踩上去，所以一下子把我咬住了。咬住了以后，那天晚上就肿得非常大，整个腿肿得跟，很大很大很大。

半夜，队里的知青们摸着黑跑到八里地外去找来医生，当地农民还专程跑来提供了专治蛇毒的药，才保住了这条腿。

陈动:像我这样子，15岁多一点就下乡了，当时什么事都不懂，说老实话，这个是没有一点社会经验，那么对于我们对社会的了解，实际上就是书本上的，然后到了这边以后，应该讲是真正接触社会。

对于知青来说，最大的考验并不是身体上的痛苦，而是心理的折磨。在知青下乡的初期，所有人境遇普遍相同，思想上也没有太大的波动，然而很快就开始允许知识青年以招工、病退等名义逐步返回城市。这在知青中间引起了轩然大波。

陈动:后来很快就有招工，招工就是从知识青年里面选了一些去当工人，尤其是回厦门当工人，所以有的人就一直想说，要争取要回来，当时流传一句话，就是说回到厦门去扫马路，去当环卫工人，也比在这边当农民好，可想而知，当时很多知识青年都想要回家，

由于陈动年龄最小，而且一家人全被下放到武平县里，招工无望的他便和一些知青组织起耕山队，搞养殖种蔬菜，想自己创造出一番事业。直到1976年年底，一次偶然的机会陈动才被福建地质队招工招走，离开了这里。

杨锦麟:能说青春无悔吗？

陈动:青春无悔，这怎么说？我说这个悔字很难说出来，其实还是有悔的。

杨锦麟:青春还是有悔的。

陈动:对，应该讲，还是有悔的，因为这个毕竟是跟整个共和国的历史联系在一起的。

杨锦麟:青春是有悔的。但是我们也很感谢这段历史，我们一生中，在不同的岗位，不敢怠慢，做事情兢兢业业，很珍惜每一次机会，跟这八年的知青生涯是有关系的。因为我们在那八年几乎没有什么机会，我们有很多的同伴离开以后40年、30年不想回来，为什么呢，这个土地给他们不一定都是很开心的记忆，有很多伤痛。

1969年6月9日，正在读高三的潘世墨来到了武平插队落户，来后第二年，潘世墨就幸运的得到了一份在当地供销社做营业员的工作。

潘世墨:这个原来我就住在，这个就是仓库吧，这个仓库里面就是百货啦，各种东西在这里，那么乡下来这边调货，来这边调货开完单我就在这边货提给他们，晚上我就睡在仓库里面，睡了好几年。就在这里，哦，现在没有的了。原来这个窗子，我在这边有个床铺，这个窗子就是我的，那个，两个人住在这里呀，现在看起来很小，原来觉得很大。

这份工作在许多人看起来是很诱人的，它不仅没有高强度的体力劳动，而且近水楼台先得月，吃穿用都不用发愁。然而过早的和知青群体脱离，也使得他的生活异常寂寞。

潘世墨:因为远离了亲人，远离了同学，一个人总觉可能这辈子也就是这么过了。很多过去的比较好的朋友也都，都慢慢，就是渐行渐远了，就什么往来了，但是呢，幸亏维持还是喜欢，养成了看书的习惯，看报的习惯，晚上没有事情，在这个灯下面，我就看书看报。

到了后来书都传遍了，再也没有什么新书了，潘世墨就开始疯狂的看各种报纸。

潘世墨:我基本上所有的文章都看，批判文章也看，当时大批判文章也看，但是国际形势也看，国内的我们所有的，整个报纸从头看到底，所以从中间也还可以了解到很多的国内外的形势。这个我觉得对我，排除我的这个，在农村的这种困惑可能也有很大的好处。，

杨锦麟:我们把那报纸的天气预报我都读，一份报纸反复的读，我们就是如饥似渴、囫囵吞枣的方式去获取知识，那就是我们，我们没有办法精雕细琢，我们就是如饥似渴，我们就是囫囵吞枣，但我们的知识，我们的社会大学就是这么完成的。

为了重新回到学校读书，潘世墨几次三番的跟领导申请，希望可以参加考试，进入大学学习，然而每次都被领导拒绝了。

潘世墨:这个领导告诉我说，你父母亲已经是大学老师了，是知识分子了，你姐姐也是知识分子，大学生嘛。你就不一定了，让贫下中农去读吧，所以到了最后一年，我认为25岁的时候，那年也没希望，那我觉得我就彻底觉没有，跟大学绝缘了。

然而潘世墨并没有放弃学习，书照读，报照看，他总觉得将来会有一天，一定可以重新回去读书的。终于，他等来了这一天。1977年，邓小平宣布恢复高考。已经29岁的潘世墨，迅速的在申请考试的名单上填上了自己的名字。最终他以优异的成绩成功地考上了厦门大学。

蓝伟光:他们从15岁到20岁的年龄，到了武平的这个乡下，因为他们对我们的启蒙，实际上完全对我们是，知青对我们是，一是对我们的启蒙，第二个从他们身上我们学到了就是说，实际上坚忍不拔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