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这些看清楚了，你再看历史，你会发现，你跟前的历史都跟庖丁解牛似的，目无完牛，全是关节，一刀下去，哗啦就开

《炎黄春秋》杂志社编辑部，简单的午饭后，历史学家吴思在办公白纸上计算“一个中国煤矿工人的命价”。一般地，老板开价3到5万，政府发文件提高补偿力度，定为20万，吴思从庞杂的历史数据里得出自己的答案:应该是66.27万，官价的3倍，老板价的20倍。这是一个煤矿工人对自己生命的正确估价，他从20个省历年的矿工死亡统计数据计算得来。他在这组数据旁边画了一条“命—财曲线”，说明一个人的财产状况和生死性命之间的关联，因曲线形状酷似跪地之人，他称之为“弯腰下跪”。“弯腰下跪”共分三段，其中一段，便是他在书写中国历史时的一个著名发现:血酬定律。

从血酬定律、元规则、“暴力最强者说了算”，到更早前的潜规则，过去几年，吴思借用、杜撰了一系列民间词汇，称呼那些他游历过的但未曾被正式命名的历史景观、人间对局。他创造了中国历史崭新的通读方式，对因果的冰冷揭示取代了对史料的温情叹谓，因对笔下世界深情、专注而来的自信，画完“弯腰下跪”后，吴思说:“我比黄仁宇看得透。”

怀疑

1966年，9岁的吴思上小学三年级。一天，他带着弟弟，在母亲教书的校园里玩，忽听得锣鼓喧天，便跑去看热闹。只见一队人马押着几个头戴高帽的人游街，其中一个便是自己的母亲，罪名大概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或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对吴思来说，“文化大革命”是从那一天开始的。“文革”初期长时间停课，被父母锁在家里，一边管弟弟，一边乱七八糟地读书，主要读小说和回忆录。阅读嗜好是那时候养成的。

1968年，吴思随母亲去河北省文安县商业部五七干校下放劳动，两年后，回北京，在石油学院附属中学读书。当时家住父亲工作的军队大院，很受所谓“大院文化”的熏陶。他们一家住在六机部七院，即后来的国防科委，看到的尽是将军、大校和国际专家，住宅楼也是这么分的，先是将军楼、专家楼、大校楼，后是校官楼、尉官楼，一般职工住平房，等级鲜明。

1976年3月，高中毕业到昌平黑山寨公社慈悲峪大队插队落户。半年后当上生产队指导员、大队党支部副书记，整天忙得焦头烂额，狼狈不堪，是一连串的失败体验。两年后，当21岁的吴思离开这里时，他意识到教条的支离破碎，也在自己身上体会到了人性的激烈冲突，理解了宗教信徒内心世界的矛盾，理解了许多心理防御和升华机制。

第一次和贫下中农打架是在1976年5月，下乡插队后两个月。生产队麦田正浇灌浆水，社员自留地上的土豆还旱着。谁浇谁不浇、早浇或晚浇，和收成关系甚大。生产队副指导员吴思带领一帮社员日夜轮班浇麦，他的指示是，集体的麦子不浇完，不向自留地供水。

开头几天，有社员向队委会提意见，抱怨自留地浇不上水。指导员和队长向吴思转达了意见，他用几句书本里的大话将他们顶了回去。为了打退自家小生产的进攻，吴思发动舆论攻势，召集本队团员和青年积极分子开会，讨论用水中的两条路线问题，还在黑板报上发表了题为《危险的口子》的评论，通过大队的大喇叭广播出去。这种从报纸上学来的宣传招数不太管用，夜里总有扒口子的人，社员偷偷截水浇自留地。

一天下午，他在巡渠时看见一位年近40的正牌贫农扒水浇自留地。吴思上去制止，先说好话，不管用，正牌贫农骂副指导员不顾贫下中农的死活:“你们知青有饭吃，就往死里整我们贫下中农！你干脆一铁锨劈死我得了！”说着还伸过头来。吴看说空话没用，便自己动手堵水渠，你堵一锹，我扒一锹，最后演变为推推搡搡，吴脚下一滑，一个趔趄跪在一块尖石上，当时膝盖就肿起来了。正牌贫农怕事，立刻住手，仓皇退走。

队委会开会专门研究用水问题，吴思坚持自己的观点。队长并不和他正面争论，说毛主席说贫下中农的吃菜问题也应该重视，再说，分给社员自留地也是毛主席的政策，地分给人家了，就不能不让人家种，不能不让人家浇水。他建议白天集体浇麦子，夜里社员浇自留地，谁先谁后，抓阄决定。队委会7个成员，6个同意他的意见。

另一次受挫是“星期六义务劳动”。下乡插队之前，吴思在中学当了几年团支部书记，按《伟大的创举》中的教导，多次组织过“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到农村后，他接任第三生产队的团小组长兼青年突击队队长，又把“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搬到了农村。第一次成功尝试后，他作《流汗歌》一首，发在黑板报上，诗写得有些矫情。在胜利的鼓舞下，他又有了更宏大的设想:将不计报酬的义务劳动，从每周一天逐步增加到两天、三天，最后取代有报酬的劳动，在他们生产队，继而在他们村，率先实现共产主义劳动分配形式。吴思后来说，我的计划比大寨还“左”。三四次后，主动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的社员只剩下吴思自己。这一次，副指导员吴思对贫下中农永不开化的觉悟有了点愤恨。

回顾对农民的情感变化，吴思有个惊奇发现:当年的愤恨变成了赞赏。意识形态把工农大众描绘成精神最干净、最关心集体、最大公无私的圣人集团，抬高了他的期望值，一旦失望便滋生恨意。而现在，高调的意识形态转变为人类理性、自利的假设，期望值已经降低，对乌托邦社会的憧憬变成了对利益制衡体制的认同。此时心态平和，把追求个人温饱、个人利益的行为视为当然，发现更高的自我约束则倍感珍惜。

重建

下乡插队之前，1974年，他曾在当时最革命的石油战线当过一个月的翻砂工。他发现工人们每天只干三四个小时的活儿，有人多干了，就有热心的师傅劝他注意群众影响:你这样干可能提高定额，连累大家，群众会对你有意见。后来他在大港油田干活，以中上等速度干两个小时，师傅就过来制止，说一天的定额已经完成。他大惑不解:最先进的阶级为什么也偷懒怠工？

上山下乡两年，吴思体验到了剧烈的冲击。他中学时代在心中构建的教条图景，接触农村实际后，遭遇重创，他无法分析原因，甚至无法表达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重创。“从离开农村上大学到现在，潜意识里可能一直在做一件事。与其说是关注中国历史，不如说是希望对中国社会和历史做出准确解释。我在应对自己的失败，努力在原有价值观崩溃后重新站起来，找到可以把握真实世界的观念。这个意义上，插队两年对我影响深远，直到现在，我仍在应对30年前的失败，仍在对失败做出反应。很大程度上，这不是我的个人问题，我的特殊性高浓度地包含普遍性。”

对他而言，当时最真实的心理转变，是凌云壮志变成了上当受骗后的愤怒和迷惘。革命热情逐渐冷却让他深感恐惧，他调动全部力量与之对抗，呵护心中的每一颗火种，鼓起腮帮子吹出火苗。这时，他写出了此生最革命的几句诗:“火红的党旗呼啦啦地飘！我们是党旗上的镰刀！我们的热血在党旗上燃烧！”

除了寻找对现实的解释外，他也在寻找对人性和自身的解释，在艰难困苦的插队两年里，他发现了自己的另一面，“我身上有许多自己根本不知道的暗处，我的本性与自己想象中的相去甚远。”这影响了他对别人的看法，也影响了他对一般人性的看法。跳出教条后，他明白了一个道理:人性基本上是相似的，个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构成了均势，社会因此正常运行。确实有精神上的自觉，但仅靠某个阶级的觉悟和自律是不够的。任何一家独大的格局都会损害全局并最终伤及自身。这种来自生活经验的认识，便是他从信仰乌托邦转而信仰利益制衡体制的依据。实际上，这也注定了吴思日后怀疑用“五阶级论”描述出来的那些“中国通史”。

他找了很久，总想找到解决疑惑的新框架，找来找去都不甚理想，只好自己杜撰，最重要的，是有了杜撰的勇气。“看看那些表达我们经历的老词语，从‘红卫兵’到‘插队落户’，从‘人民公社’到‘生产队指导员’，所有重要概念及其所指，几乎全部消失了。每个概念都需要解释，还要有许多制度性介绍才能被后人或外人理解。沧海桑田般的历史变迁，就在我们眼前发生了。从史料的累积和掌握上看，我根本够不上历史学家，但如果说对历史的看法，对历史的判断，我觉得中国那些很有名的历史学家也不见得比我好。他们经历的许多事情我也经历过，他们受过的许多苦难我也受过，甚至更多，他们所缺乏的理论武器我现在比他们还多一些。所以我觉得在见识上并不比他们弱，说不定还比他们强。”

上山下乡改造了吴思的世界观。在贫下中农的教育下，他的眼睛和眼中的世界彻底改变了，他自嘲说，“变得越来越像‘老鼠’了”，善于在黑暗中发现利益和危险——“贼眼贼亮”。正是这一眼光，让他日后在中国历史里看到了潜规则、元规则和血酬定律。吴思确信，对于启蒙中的中国人而言，最具人文关怀的事，便是解释清楚现象，说清楚现象背后的规则，这是我们传统文化里最缺失的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