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抹不去的记忆——老三届 新三级》 张琦 主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作者简介：咏慷，本名陈永康，祖籍广东东莞，1947年生于河北唐县。国家一级作家。曾就学于八一小学、北京四中、北京师范大学附中、空军学院政治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1965年上高中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68年初入伍,历任电台台长、指导员、教导员、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干事等职，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1966年起在全国性报刊发表作品，有诗词分别在三次北京诗词大赛中获金、银、铜奖，长篇报告文学《抗SARS风暴》获国家图书奖，参与创作的报告文学集《自强之歌》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长篇报告文学《发兵治水》获中国报告文学大奖，另有多部作品在全国、全军获奖。

就在5月25日人民大会堂主席台上的那次谈话后不久，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来华访问，周总理举行的欢迎招待会请中学红代会参加一名代表。这使我有机会又一次见到周总理。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灯火辉煌，军乐队高奏着中赞两国的各种乐曲。

当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陪同卡翁达总统到各桌祝酒，来到我们那一桌时，笑着同我碰杯：“哦，那个问题，我还没有答复你呢！我不会忘记的。”

周总理能在各方面都享有崇高的威望，这说明他人品极好，令人无懈可击，不得不深深折服。我常常感叹，历史上能做到这点的，不说绝无仅有，也是屈指可数。正像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说的那样：“千百万革命战友无不对他表示尊敬、爱戴和悼念，而我敢大胆地说：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

世界上有许多事情，过去就过去了，仿佛舒缓的小河注入宁静的湖泊，既展不开秀美的涟漪，又扬不起腾跃的水波……然而也有一些往事，虽然时过多年，却还依然历历在目，浪花四射，激扬飞溅，好似一条奔腾澎湃的江河。

我不禁回想起40多年前与周总理多次交往的难忘往事来了。

1966年，第一次同周恩来、陶铸等握手

1966年12月15日，我正在教室里和几位同学谈外出“大串联”的见闻，学校传达室的工友突然跑到楼下，大声喊：“陈永康，你的电话！”

我迅速跑到大门口。

“你是陈永康同志吗？”话筒里传来一个陌生人客气的声音，“我是二十五中的李冬民。”

“哦，李冬民！”我早就知道李冬民其人。虽然未曾谋面，但早听说他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也曾遭受过极左路线的迫害，与我有着类似的经历。同时我也听说李冬民近来相当活跃，发起组织了一个全市性的中学红卫兵机构，名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

“永康，我早就想去见你，一直未能如愿。”李冬民在电话中继续对我说，“是这样的：明天，我们首都兵团要发起召开一个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的誓师大会，地点在工人体育馆，我国的3号、4号，以及‘中央文革’都要参加。”

我猜想李冬民打的也是公用电话，因此讲话同样力求简略。但我一听就明白了，他说的“３号”，是指长期以来在党内一直排在第三位的周恩来总理；“4号”，则是指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后被毛泽东主席迅速提升，排到第四位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宣传部部长陶铸同志。

“永康，”李冬民接着说，“我们都知道，在‘文化大革命’中，你和你们师大附中的广大师生员工，都曾经遭受过资反路线的残酷迫害，因此请你们学校的代表在大会上作一个发言。同时，作为这次大会的执行主席，我还要邀请你参加大会主席团。”

说老实话，对“红卫兵”这三个字，我长期以来并不怎么“感冒”。因为“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在师大附中私设“劳改队”，残酷打人、摧残人，迫害、打击广大干部和师生员工的，就是“红卫兵”那帮人。

在电话中，我把我的看法也坦率地向李冬民谈了。

“老兄差矣。”李冬民笑道，“‘红卫兵’这个词应当说是不错的，而且我们都应当是‘红卫兵’。严格地讲，真正的‘红卫兵’应当是我们，而不是你说的那些人。”

放下电话，我当即把李冬民所讲的事情向熟识的师生员工们说了。大家都认为这绝对是一件好事：“就是要让我们师大附中的情况，尽快地请周总理等中央首长知道！”

至于让谁发言呢？我看到在场的李延平，便当即征询意见：“李延平，我看就你吧！你声音不错。”其实我心里想得更多的是：李延平“根正苗红”，父亲又是位老红军，现实表现也不错，到周总理等中央首长面前发言，“对立面”就是想从“鸡蛋里挑骨头”也挑不出来。

16日下午，我们早早就骑自行车赶到位于北京东郊的工人体育馆。

建于1959年“大庆十年”时的“工体”，当时还是全北京最大的室内集会场所。我进到馆内，见到里面已经坐得满满的了，大约有15000人吧。只有主席台上还基本上都是空座位。

在大家静候大会开始的时候，有位身穿军装的中年干部走了过来。我抬头一看，认出是周恩来总理的军事秘书周家鼎同志。不一会儿，周恩来总理领头登上主席台。我认得出来的跟在他后面的，有陶铸、陈伯达、康生、江青、刘志坚……其他人就叫不上名字了。

与以往不同的是，周总理没有像平时出现在新闻照片中那样身穿灰色的中山装，而是和他身后的每个人一样，也穿着一套笔挺崭新的国防绿军装。我的座位，正好在主席台首长席后面第一排左侧的边上。周总理等领导走过来时，正好最先与我照面。

周总理亲切地微笑着同我握手，并拍了拍我的左肩。我心中无比激动——啊，周恩来！这个从我记事时起就十分仰慕的伟大人物，如今就与我近在咫尺！我脑海中仿佛一下子涌过了许多思绪，但又仿佛一下子成为空白，因为我原先想到的许多想说的话和想提出的问题，现在竟一点也想不出来了。我后来才知道，人在过于激动的时候，是会出现这种心理状态的。

这是我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见到周总理。他和以往人们在电影、电视中看到的一样，右臂微微弯曲。我右边是一位50岁左右的较胖的老军人，左边是一位50岁左右的瘦瘦的老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