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罕达汽整整25年了，最让我惦记的是一口棺材。2004年8月，当我再次来到罕达汽的时候，才知道棺材真正的主人——冯大爷已经睡在里面8年了。而31年前，这口棺材是给我预备的。

在北大荒，最怕染上“出血热”。那时曾听老乡说，日本占领东三省的时候，曾经用老鼠做化学实验。后来，有老鼠逃了出来，背上背着一条褐色的印子，爬到人身上，或者人吃了老鼠爬过的东西，就会得上这种严重的传染病，高烧不止，21天内死亡。插队的第四年，我就曾患上出血热，在阎王爷那里逛了9天。1969年5月，我下乡了。那时我17岁，身高1.5米，体重34公斤。因为我是“黑五类崽子”，姐姐总是怕别人欺负我，离开上海的时候送给我一句:“你个子小，如果有人欺负你，咬着牙也要还手，决不能让别人小瞧了。”

我下乡的地方在罕达汽公社，那个只有23户人家的生产队，位于大、小兴安岭之间的一个山顶上。我没有被当地老乡欺负，不到一年的时间，却被老乡选为“可教育好子女”，抽调到供销社做了一名售货员。

1973年，在北大荒的黑木耳、土豆的滋养下，我已经长成身高1.68米、体重65公斤的健壮女子，100公斤的麻袋轻松上肩。9月中旬，我和公社所有劳力一起，到大兴安岭抢救了一场山火。没想到，回到供销社十天后，我就突然感到浑身无力，体温达到40℃。

有个头疼脑热的算不了什么，我吃了点感冒药，睡了一天。可谁知，第二天早上开始，我吃什么吐什么，喝进去的水，马上变成褐色的液体涌出嗓子，体温升高到41.5℃。第三天开始，卧床不起，上半身下半身像是被硬扯开，分成两截。第七天，连拿水杯的力气也没了，除了两只眼睛，七窍中的五窍都向外冒血。

社员们看到我可怜，马上拿来担架，要抬我去卫生院。倔强的我坚决不上担架，只让人背。可是，背我的人还没走出200米，我的身体就像被五马分尸，疼痛难忍，只好坐到供销社门前。

恰巧，上海医疗队途经此地，一位主任医师见我浑身皮肤全是粉红色的“痱子”，紧张地说:“这些都是血点，她肯定得了出血热，赶紧送卫生院，隔离抢救。”

我被抬进了卫生院，血压是“0”，肝功能衰竭，肾功能衰竭……“90%有死亡的可能。你们还是通知她的家长赶紧来见最后一面吧。”伴随着医生的声音，我看到眼前所有的庄稼汉都流出了泪水。

“无论如何，我们一定要把她救活！”是公社党委书记的声音，他激动地说:“这个女孩子是黑五类子女，按照规定，她就是死了，家长也不能来看。公社就是她的家，决不能看着好孩子就这样死了。”

“我不能死。”我站起身，下了地，硬是自己走上返回供销社宿舍的路上。一路上，老乡们眼里充满泪花。惊讶地看着我。一位老太太问:“姑娘，你会死吗？”另一位老太太说:“她不会死，肯定不会死！”

我换上妈妈给我买的最漂亮的粉红色毛衣，静静地躺在宿舍的床上，什么也不知道了……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已经是9天以后，我躺在100多公里外的黑河县医院抢救室里，旁边站着不停地轮换着为我输血的男青年。原来，就在我昏迷过去的时候，公社书记一边派吉普车把我送往县医院，一边让县医院派车来途中接。两辆车中途相遇，抢救工作在车上开始。

因为我的血管已经干瘪，医生在我的胳膊上扎了12根止血带才找到可以静脉注射的血管。

县医院全力抢救的同时，公社书记做了最坏的准备:“孩子的父母不能来送她，我们给孩子做口最好的棺材吧。”68岁的冯大爷没有儿子，两个孝顺的女儿给她准备了一块独幅红松，作为他的寿材。冯大爷听说我要死了，马上把木头拿了出来:“这些知识青年太可怜了，我有最好的寿材，送给她。”

当地的风俗，普通的棺材的“帮”3寸厚，“天”要5寸厚；棺材从家里到墓地不能落地。然而，罕达汽的老乡们，连夜给我做了一口5寸帮、7寸天的棺材，用大红漆漆好，说:“让这个好孩子早点升天吧。”16个抬棺材的小伙子一直守候在我的宿舍里。

抢救了8天后，医生用针在我脚上划了一下，惊喜地叫了起来:“她有反应了！”医生高兴又激动地说:“快，她醒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输血，还要大量的猪肝、大白菜。”很快，一卡车小伙子来到医院，等候我的苏醒。

那些天，我把一辈子的猪肝和大白菜都吃完了——医生说是用来补充血色素和清理腹腔内淤血的。

半个月后，我从阎王爷那里回到了人间，从黑河县医院回到了罕达汽——我熟悉的人民公社，我的家。那个小镇不过100来户居民，可是我回家的那天，整条街上挤满了人。依旧是眼睛里充满泪花:“从来都是救护车送走的人不再回来，今天是个奇迹。小陈子命大。”

还是那两位老太太，高兴地指着我说:“看看，我说孩子命大，死不了，这不活脱脱地又回来了。”

走进我熟悉的宿舍，一眼就看到天井里的大红棺材，我哭了。老乡们赶紧用苫布盖上棺材，接着，我的房间堆满了鸡蛋，那是老乡们准备过年吃的鸡蛋。

因为黑河的医疗条件有限，把我从死亡线上拽回来已经是奇迹，但无法治愈我的病。又过了半个月，公社书记把我送回上海治疗。听说，为了感谢上海医生，罕达汽的老乡们送给上海5吨野生黄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