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8日，罗斯福向蒋发出一份措辞激烈的电报，要蒋立即委任史授以全权指挥所有中国之军队。尤其让蒋不能容忍的是，电报非直接发给其本人，而由史转交。蒋以此为平生最大之耻辱。于是，在接到电报的当晚，蒋召见赫尔利，要求美国立即召回史迪威，称“史迪威在华一日，中美商谈一日不能进展”，表示了“辛酸的愤怒”[32]。25日，蒋向赫尔利递交备忘录，重申了调离史迪威的立场。10月10日，赫尔利致函罗斯福:“如果你在这场争论中维护史迪威，你将失去蒋介石，并且你还会连同失去中国”。10月19日，罗斯福同意将史迪威召回，由魏德迈继任。10月21日，史迪威离开重庆，经昆明、印度返美。

在蒋史军权之争中，蒋针锋相对的立场，无疑是值得肯定的，相信每一位自觉维护国家主权和尊严的国人都会支持蒋之所为（反对者尽可以认为蒋不放弃军权，主观上是为了一己私利）。军队是国家主权强有力的保证，完全交由外国人指挥，后果岂堪设想？虽然，史氏临走前对蒋称其动机“只是为了中国好”[33]，但在事关国家主权与生存的军队指挥权问题上，对外国人说“不”，则是没得商量的。

结语:蒋史矛盾和冲突，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中美国家利益上的冲突、个人性格上的不和，亦有史的大国主义作风和蒋民族主义情绪的对立。在多种因素合力下，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蒋在外患当前的情况下，置史迪威正确对待中共军的建议于不顾，造成抗战力量的内耗，是应该批判的。但同时，他在坚持民族平等、维护国家主权和尊严等方面对史迪威极其背后的美国政府所做的抗争，则是值得肯定和赞扬的。

附:史迪威及美国政府的暗杀蒋介石计划。该计划最早披露，是在史迪威的助手多恩上校（Frank Dorn，暗杀行动具体执行人）于其上世纪七十年代出版的回忆录《和史迪威从缅甸出走》一书中，并为国内外多位史家所采信。史迪威和多恩为此作了周密的方案部署，计划在蒋1943年3月访问印度时动手，但蒋的那次访印未能成行，侥幸逃过劫难。且在1944年中期，史迪威自己也说过“中国顽症的治疗在于除掉蒋介石”，并诅咒:“为什么暴死这次就不能在适当的地方降临呢？”[34]至少他有杀蒋动机。但史迪威在1944年9月26日的日记中说:“日本人广播说我阴谋废黜蒋介石，自己在中国当王。聪明极了。仅此就可使蒋介石产生疑团。（或是重庆制造的，以使他的行为显得有理？）”[35]

上面列出当事人的说法，读者见人见智罢。

注释:

[1]梁敬錞:《史迪威事件》，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P59。

[2]《时代》，1944年11月13日。

[3]、[6]、[7]（美）孔华润:《美国对中国的反应》，电子版，P85。

[4]转引自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第四篇。

[5]苑鲁、王敏:《史迪威与蒋介石》，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P18。

[8]《德国外交政策文件集》1918-1945，D辑卷一P463，华盛顿1950年版。

[9]时广东、冀伯祥:《中国远征军史》，重庆出版社1994年版，P47。

[10]《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3），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出版。

[11]张其昀:《党史概要》第3册，中央文物供应社1979年版，P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