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1月14日，史汀生和马歇尔即内定史迪威衔命来华，19日，史汀生向中国政府阐明了美国代表的职权:美军驻华军事代表、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对华租借物资管理统制人、滇缅道路监督人、中国战区参谋长等八个头衔和职责。

蒋对美国代表的上述权限非常不满，于1月21、22日两次电告宋子文，要宋向美方表明“其在华之美代表以及高级军官，皆受中国战区联军参谋长之节制指挥，而联军参谋长须受统帅之命令而行”[10]的态度。

3月6日，史迪威在重庆谒见蒋，向蒋陈述来华使命时，独独漏掉了中国战区参谋长一职，只是在蒋的追问下，史迪威才作了肯定答复，这使蒋极为不快。于是，从史迪威来华伊始，其身份与地位问题便引起了中美双方的争议。作为中国战区参谋长，史是蒋的助手，自然要服从蒋；作为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是美总统在重庆的军事代表，掌握着租借法案物资分配权，他又要服从美国军方。当中美双方意见一致时，他可以履行职责，但当双方不一致时，在服从其直接上司蒋介石的指示还是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指示之间，会陷入两难困境。这就为蒋史的合作共事埋下了矛盾冲突的伏笔。

尽管中美在二战期间是盟国，在打败日本这一大方向上是一致的，但双方的战略重点不同。美国的全球战略是“先欧后亚”，首要战略目标是击败德国，而早在中国全面抗战开始不久蒋及国民政府就确定了“运用英美之力解决对日问题”[11]的战略目标，希望英美首先集中力量对付日本。美国先欧后亚战略的实施，意味着它“在制定战略和分配援助物资方面是可以牺牲中国的”[12]。

由于中美战略存在分歧，当双方利益发生冲突时，史迪威就很容易被蒋当做靶子来发泄不满，成为美国决策层的替罪羊。因为，无论史迪威身兼何职，他都是代表美国利益来华的。

二，蒋史对缅甸作战问题之分歧

自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以来，日本封锁了中国的海上交通，中国的外援主要通过滇缅、滇越和中亚到新疆三条路。其中滇缅路承担了从美国输入武器弹药的38%，从苏联输入的37%[13]。因此，切断滇缅路，就意味着切断中国外援。国民政府深知其中利害，先后两次派遣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蒋史在这一事件上，存在不少战略战术分歧，对战斗过程中的分歧，本文略过，只浅谈一下第一次缅甸作战失利的责任问题及二人在战后整训上的矛盾。

（一）入缅作战失利的责任

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未完成守住滇缅路的战略任务，10万精锐，归国仅4万余。史氏片面地把失利原因归于蒋介石“经常干涉和写信所造成的后果”以及“愚蠢、恐惧和单纯的防守态度”[14]，对国际政治的复杂性认识不足，显示了其外交上的幼稚。

第一次入缅作战失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责任在英国而非中国。英人的小人之心、不守诺言及战斗不力，才是第一次缅甸会战失败的主要原因。

1，英人的小人之心。在日军强大的军事压力下，1941年12月15日，英驻华大使卡尔向蒋介石低声下气地表示:“目前局势紧迫，急待援军...今日我人则捧双手以恳求贵国之协助矣。希望均座能慷慨相助。”[15]在蒋承诺派军援助后，12月23日召开的中英美联合军事会议上，英代表魏菲尔却拒绝蒋派大军入缅，称中国出兵一个师防守缅泰边境足矣。由于缅甸原先是中国属地，英国存有中国会在缅甸卷土重来的惧怕心理，因此对中国大军入缅颇具戒心。然而，缅甸是中国最重要的国际补给线，对于中国抗战关系重大，当蒋在魏菲尔离渝前再次表示愿派两个军入缅作战时，魏答:“如由贵国军队解放缅甸，实在是英国人的耻辱。”[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