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投资方面。由于政局的相对稳定，以及对市场经济秩序的整顿，国家投资和民间投资都很积极，国家的投资主要集中于交通等基础设施和重工业。如铁路建设在战前就异常快速。这一时期，国内的投资率虽然没有占到国民收入的10%以上，但逐年增长的基本趋势则是不容置疑的。

4、调动国内资源方面。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就是以一个“强政府”的姿态出现的，为了便利地调动国内的一切资源，南京国民政府致力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建立，战前10年的实践证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在调动国内资源方面的积极作用是十分明显的。如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随国际形势变化而主动进行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的升级（即主动将产业转向军工产品生产），都是很好的例证。

战前中国经济发展的良好态势，显示中国经济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前已具备罗斯托所论述的“起飞”前的各种条件，如果没有1937年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及其扩大化，中国经济“起飞”并非完全不可能。然而，历史终究无法假设，日本之发动侵华战争，其主要目的不就是要掐断中国经济“起飞”的双翼吗？！

三、中国为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所支付的昂贵战争成本估算

虽然一国政府存在“有限理性”，因而不能单纯以经济成本来推断战争的价值，且仅仅从经济利益出发而发动的战争也并不多，但是正如恩格斯曾经指出的那样:“战争以及进行战争的组织现在已成为民族生活的正常职能。邻人的财富刺激了各民族的贪欲，在这些民族那里，获取财富已成为最重要的生活目的之一。他们是野蛮人:进行掠夺在他们看来是比进行创造的劳动更容易甚至更荣誉的事情。以前进行战争，只是为了对侵犯进行报复，或者是为了扩大已经感到不够的领土，现在进行战争，则纯粹是为了掠夺，战争成为经常的职业了。”事实上，日本在多次战争中已获得经济上的较大利益，特别是在对中国发动的几场战争中，经济利益成为其发动战争主要的动机之一，战争已成为其攫取经济利益的一种极端手段。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华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的14年时间里，日本对中国进行了疯狂的掠夺与破坏，给中国造成了极其惨重的损失，中国被迫为这场由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支付十分昂贵的战争成本。中国的战争成本损失主要由以下两个方面构成:

1、直接成本，主要是指日本对中国资源的掠夺、对中国劳力的榨取以及对中国城市工商业和农村农业生产的破坏。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占领了东北130万平方公里的富饶土地，其后又侵占华北、中原、华南大片领土，并将之作为其进一步侵华的军事基地和资源供应基地。他们疯狂地占领、掠夺各种矿产资源。以1943年一年日本对中国铁砂、生铁、煤炭三种矿产的掠夺量为例，即分别为1065万吨、181万吨、5007万吨。1932年至1944年期间，日本从东北即掠走煤22300万吨、生铁1100万吨、钢580万吨。从1940年至1944年，关东军从东北农民手中强征粮食3600万吨，其中1130万吨运回日本。

日本对中国资源的疯狂掠夺是以对数以千万的中国工人劳力的榨取和几百万中国劳工的生命为代价而取得的。在极为恶劣的工作条件与日人的残酷折磨下，大批劳工死于非命，仅东北地区被残害致死的劳工就有数百万人。随着战争的持续，为解决日本国内劳力不足的问题，日本又从中国十多个省市强征数万劳工到日本服劳役，仅据日外务省战后统计，被掳往日本的38935个中国劳工中，共死亡6830人、伤6975人、残废467人。

日军对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即烧光、杀光、抢光的烬灭作战。据统计，抗战八年间，仅晋绥、晋察冀、冀热辽、晋冀鲁豫、山东、苏皖、中原7个根据地共有318万人被杀害，278万人被抓走，共有1952万间房屋被烧毁，损失粮食1149亿斤、耕畜631万头、猪羊4800万只，损失农具、家俱22270万件，被服22963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