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对于一号作战计划的先期后勤准备，周全到几乎难以想象的地步。先是改组了整个在中国战场的航空兵团，单是空军作战的油料，就有半年的储量，弹药的储量多达两年。并特别派出从未在中国战场上使用过的装甲师团，参战各军的粮弹后勤支持，都有半年以上使用量的准备；马六万七千（1使得日军甲种师团再加上所有补充、特种作战单位之后，作战的兵力达到三万两千人。匹，运输汽车一万三千辆，运输补给船艇一万艘。并且调动日本全国所有的道路、桥梁工程支持人力与器材，投入战线后方道路的维修。日军在一号作战计划所有的作战需求，上至野战医疗设备，下到士兵军靴的修理，都一应俱全，它成为日本皇军成军以来，历史上空前的全面出击作战，其动员规模，超过了明治时期日俄战争的两倍以上。

日军的中国派遣军，在受到大本营如此强力的支持之下，可以说是喜出望外，因此也决心拚出所有的力量，以完成挽救日本帝国生死存亡的大决战。所有参加作战的野战师团，都组织特殊的作战敢死队编组，特别加强突击、夜战与城市作战训练；并且举办各种作战研习会议，彻底检讨过去与华军作战的经验，提出改进的对策方案。日军从大本营到前线参战部队，一再进行周密的兵棋推演，以及全军的战前演训与竞赛。

但此时的中国守军，却正处在战力严重空虚的阶段。由于中、美为了军经、援助的问题，爆发了严重的摩擦，双方关系几乎濒临破裂；在史迪威的运作之下，中美之间的合作关系更是遭到全面的破坏，不但所有援华的陆军装备、物资2，百分之九十都用到史迪威的缅甸作战准备之中，而且中国最精锐的八个军的部队，被抽调去参与缅甸作战。史迪威在这时一再强调，日军根本无意对中国军队发动任何的作战攻势，最多只是破坏与劫掠的“军事演习”罢了；所谓日军即将在中国战区发动全面攻势的情报，只是蒋介石借口来“勒索美国”的援助物资而已，同时蒋不愿派遣接受美援装备的华军，参加缅甸作战。因此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与参谋长，不仅存在着严重的摩擦与政治斗争，在最为重要的关键时刻，对于日军的作战动向与情报判断，看法也几乎是南辕北辙。

史迪威这时掌控着一切的美国援助物资，以及中国的战略预备队兵力。他一心一意只想动员华军，早些帮他完成反攻缅甸的作战；同时他还有一个更大的野心，就是希望蒋介石的部队在中国本土能够遭到一败涂地的打击，这样他才能有机会全面地接受中国部队的作战指挥权。因此史迪威故意漠视日军集结的情报，不断向华盛顿报告蒋介石根本无法作战，日军在中国战区（2以中国战区华军的需要来说，由驼峰空运输入的美援物资在数量上仅只是杯水车薪而已。）其实没有威胁。

由于美国政府拒绝贷款中国十亿美元，以挽救中国后方所爆发的恶性通货膨胀，因而与国民政府产生了严重的摩擦与误会。同时盟国决定延后打通援助中国的缅甸通路，因此中国能得到的实际援助，仍然只靠驼峰空运的一点点物资，来维持中国战区最低限度的战力。但这时中国的整个局势，已经因为多年的战争而使力量面临枯竭，同时外援久候不至，人心更是动摇；华中地区又碰上连续两年严重的旱灾，造成国民政府控制的地区，发生了严重的粮食、物资匮乏与恶性的通货膨胀，不但数以百万的人民可能因饥荒而死，就连军队的衣食补给，也发生极度的恶化的问题。

国民政府在领土与人口日益紧缩的状况之下，收入难以增加，但是战费则不断飞跃成长，为了应付抗日战争的庞大战费支出，只有扩大法币的发行量。一九三七年六月，卢沟桥事变之前，国民政府的法币发行总余额，只有十四亿元，但是到了一九四四年的十二月，法币的发行总余额，已经暴升到一千八百九十四亿元，增加了一百五十倍。当时的法币是在美国印制的，单是为了印刷法币，就动用了美援贷款的十分之一，合计高达五千万五百万美元。每个月为了运送这些法币回国，占用了驼峰空运量达一百五十吨，消耗了四千五百加仑的汽油。

由于法币近乎无限量的发行，国民政府统治地区的物价大幅上升，以一九四一年的物价指数为一百，到了一九四四年十二月，物价指数上升到三二二〇。在一九四四年里，物价几乎是到了天天上涨的地步，靠薪水收入的军公教人员，受害最深；同时前线的部队，也普遍缺乏衣食、医药与装备。在史迪威与其同路人设法分化、离间之下，后方人心对于政府的失望，已经接近不满与沸腾的状态，于是各个政治派系的人物开始借题发挥，国民政府内部开始涌现政潮，而原本全国上下团结抗日的精神开始涣散。

为挽救经济的问题，国民政府企图以美国的贷款，在美购买黄金，然后运回中国市场抛售，以设法收回法币。但是这项工作又受到美国财政部次长怀特不少的行政干扰，因此时断时续。虽然收回部分法币，不过由于黄金数量不足，并没建立人民对于政府的财政的信心，也就没有发生所预期之控制通货膨胀的效果。（3例如孙科与蒋介石就几乎翻脸，其它各个派系的军政领袖，甚至战区指挥官，都开始各有自己的打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