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汽车兵团开着美国制造的军车“衣锦还乡”，受到杜聿明亲自接见，部队在昆明待命，准备开赴太平洋，参加东京登陆战。“大家情绪很高，‘打到东京’的口号每天喊几十次也不累。”

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装备精良的驻印军成为蒋介石的装备最好，打胜仗最多的“王牌军”，立即调往东北，准备参加内战。投降日后第二天，暂汽一团每人发新军装一套，在敏感的时刻，这个细节引起了杨毓骧的注意，“因为每次打仗前，待遇就要变好一些。”

果然，两天后，部队接到开拔命令，目的地没有公布，但车上拉的都是炮弹。“车队到了湖南衡阳，我们每个人都意识到，肯定是去东北。大家于是把炮弹卸到火车站，开着空车就去了南京。政府承诺保我们的学籍，大家要退伍费，回学校读书。”

一千多名不听指挥，气冲冲要到首都讲条件的军人理所当然被视为一股不安全的力量，当他们行进到江西省泰和县时，被国民政府派出的一名团长拦截下来，团长强硬的态度反而更加激怒了学生军的怒火，“我亲眼看见有人抽出手榴弹，那个团长转身就上车走了。”

杨毓骧回忆，他们做了最坏打算，如果政府围剿，他们就就地上山革命。

只有一个人能浇灭这场酝酿中的大火。暂汽一团原团长简立受命于国防部，出现在老部下的面前。士兵们纷纷脱下新军装，换上驻印军的制服，“简团长流着泪，要我们听他的话。我们当然听，休整后开进南京城，老百姓都来看热闹，从没见过我们这样的军装，夸我们帅气。”

南京政府最终兑现诺言，学生军纷纷回到家乡所在地的大学，重进学堂。杨毓骧被分到云南大学。

暂汽一团是中国驻印军为数不多的，几个遭解散的部队。

这是杨毓骧最后一次见到简立。29年后，已经是教授的杨毓骧在云南西双版纳偶遇一名上海女陶瓷教授，两人交流中，杨毓骧得知女教师姓简，“姓简的人不多，我随口说我的老团长也姓简，没想到，这位女教授竟然就是简团长的侄女。我要简立的电话，她告诉我，她的叔叔已经去美国定居，她还告诉我，她的叔叔其实很早前就与共产党保持着联系。”

归于学术殿堂

1979年后杨毓骧回到民族研究所从事民族学研究，如今，“想成立一座博物馆纪念这段历史，为还在世的远征军老兵们写小传。想重走中印公路，为沿途的兄弟们烧一炷香……”

1949年杨毓骧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被下放回保山施甸县的农村老家“参加生产劳动”，1956年进入云南省民族研究所，逃过反右派，但文革中被打为“特嫌分子”，在昆明电影公司工作7年，每天骑单车给各个电影院运送胶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