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不惜一切代价以稳定为核心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政府对1989年天安门事件做出的决定。可是，1989年也最终结束了邓小平时代党政分开的尝试。这一努力未曾再次启动，而且即使是在现在可以公开讨论各种思想的时代，仍发人深省地被视为不合潮流。

中国的市场发展带来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宏观方面，这些问题包括污染，社会不稳定，腐败，对政府的不信任以及失业。个人方面，除了最年轻一代的中国人外，其他人都觉得自己多少对生活的迅速变化有点迷失方向。民意调查表明人们对中国社会抱有深切希望，但同时也始终存在忧虑。过去25年中，中国经济从一个就收入分配而言堪称世界上最公平合理的经济变成了最不公平的经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梦奎最近表示:“10亿多人民的温饱问题已经解决，这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起点 原先提倡不惜代价全力以赴解决中国人民温饱问题的观点必须相应调整。”

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均衡发展的愿望可以视为中国最近宏观经济形势稳定及年增长率达到10%的巅峰后的一件奢侈品。但是，在全球化日益引起怀疑的时代，倡导均衡发展和自力更生的模式对其它国家具的吸引力，是很容易理解的。我们下面就要开始探讨“北京共识”是如何扩展的，但是在这之前，必须指出“北京共识”的公平与创新原则的一个哲学含义。诸如汪晖这样的中国“新左派”思想家已经注意到这个新的中国“物理学”不能简单地视之为摈弃“旧的发展方法”，而应当更深刻地视之为拒绝垄断控制。垄断控制知识，创新和思想是有害的。这就不可避免地提出了垄断控制权力的前途的问题。

第三部分 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化:能量转移问题

不久前，我与东南亚某国发展部长举行了面谈。该国被普遍视为小有成就，尽管经历了一些困难时期但仍然在前进。随着我们共处的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他放下茶杯直率地问我的一位同事，一位经验丰富的发展经济学家:“为什么我们的经历与中国如此不同 我们与他们一样。我们有低成本劳动力。我们的政治体制很强大。我们做错什么了吗 “这个问题听上去似曾相识。

在整个亚洲，乃至整个世界，都会遇到某些国家研究中国的兴起并努力寻找自己能够在本国实现其中哪些奇迹的趣闻轶事。25年前与中国交战的越南现在就有学者在研究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理论，试图从中寻找可能有助于发展的某些线索。河内新近创造的经济符咒可以从邓小平20世纪70年代末的一次讲话中提炼出来，即”稳定，发展，改革“。世界银行召开了一次北京会议，主题是”其它国家能从中国学习什么“。具有性格魅力的发展中国家领导人，从巴西的卢拉到泰国的他信，当他们没有派代表团前往中国进行调研的时候，都朝北京赞赏地点头。

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素帕猜·巴尼巴滴解释说:“中国强有力的经济成就应当成为其它发展中国家的灵感源泉。”20世纪90年代中国确立的以贸易为基础的走出去战略现在也成了一项让思想全球化的任务，将“北京共识”带入生机勃勃的文化市场。正如一位中国学者最近指出的:“'走向全球'的开放战略不仅仅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当今世界仍然存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发展中国家是反对霸权主义和保护世界和平的主要力量。”这种分析清楚地说明了为什么中国兴起带来的能量必然改变国际秩序，尽管中国国内外可能有的决策者希望不是这样。

在开始讨论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之前，我们需要讨论一下究竟是什么使得北京模式能够吸引他国，也就是“北京共识”的魅力问题。你可以认为这是一个能量转换的问题，这一概念与中学物理(“两物相撞的后果是什么”)和发展经济学(“我们把好点子给了他们，但没有取得什么成果。”)差不多。我们已经研究了北京发展模式的一些核心概念，而这些概念的基础就是从创新和公正中得到极具影响的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