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曙:当时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我想要去我就去得远一点，能够锻炼自己同时又能表明自己要求进步的决心。因为在那个“火红的革命年代”就讲个成份论，而我又属于“黑五类”子女（即地、富、反、坏、右），是被歧视的对象。其实我的父亲是个非常慈善的、有知识、有文采的最听党的话的好人，他的文章当时经常在《光明日报》等省、市报刊上发表，又是单位的负责人。但是在1957年他被冤枉而被错打成了“右派”，而我作为“右派”的儿子，沉重地背上了家庭压力的包袱。那个年代家庭成分这东西，就像遗传基因，抹也抹不掉，无论你怎样追求进步，也是白费劲，被人瞧不起。当时我就暗下决心一定要争口气，自己干出一番事业来，就毅然写了血书要求去了最东北的乌苏里江畔的饶河县，那时正好在乌苏里江发生了我国与前苏联之间举世嘱目的珍宝岛事件，因我出身不好，属“黑五类子女”当时去第一线政审不合格，一定要工农子弟才可以去，在我再三要求和表达对党对革命的忠心后才被准许到边境第一线。可是到了那里后因出身不好武装民兵也当不成，连枪都不给你拿，而出身好的工农子弟都成了武装基干民兵，威风凌凌地跨着枪照相寄给家里，为了虚荣心和让父母放心，我当时还是向战友借了枪，才照了张相寄给家里，以示保卫边疆的决心。

那时的北大荒条件非常艰苦，我和其他知青在艰苦的广阔天地里耕作，尤其是在冰天雪地里上山伐木更是难熬，夏天东北有“三大怪”，就是蚊子、夏虻和小咬，铲地时知青们会被咬得脸都肿起来，收工后女知青们都是哭着回去的。冬天是零下20多度，要踏着冰雪上山伐木和下地刨粪，回来后双脚冻得像《草原英雄小姐妹》里描写的那样，没有知觉，如果当时你不懂，马上用热水泡脚的话，那么就要截肢了，必需要先用雪搓，搓完以后再从冷水到温水慢慢才能恢复知觉。这样艰苦的日子是怎样度过来的呢？于是我就用画画来打发时间，白天干活，晚上就在炕头上画画，有时还用桦树皮来画，后来公社书记来生产队里时发现这个浙江小伙子会画画，还画的那么好（当时县里画画的人又很少，像我画得好的就更少），就把我调县里去了。由于我的一技之长，在知青中我是很幸运的，因为当时我的战友们还在修地球（种田）时，我已被调到了县文化馆，成为一名专业美术干部了，那是1970年的冬天，我是自己背着铺盖走了十八里路到县文化局去报到的。记得当时领导跟我说“沈曙啊，你现在已是一名国家干部了，是文化馆的专业美术工作者了，你一定要用你手中的画笔为工农兵服好务，以感谢组织的关怀啊。”（记得当时给我定的是文化11级，月工资31.5元）我说:“好，我一定好好干，决不辜负组织的期望，为边疆建设做出贡献！”就这样我终于走上了专业从事美术工作的路，实现了我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