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个人史之张水藩:最后上调的知青

作为知青我是比较另类的。我是温蛟的第一个知青,也是清流最后上调的一个知青,在农村待的时间,头尾有12个年头,因此也是清流插队最长的知青。

作者自我简介:张水藩:1948年生,57年上学69年上山下乡,80年上调。教过书,在教育行政部门、民族宗教部门呆过。作者联系邮箱:qlzsf@yahoo.com.cn【详细】 【返回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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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家庭出身的原因,从小我就比较边缘化自己。从小学四年级起就不大参与一般活动,埋头看了《东周列国志》等20几本古典小说;中学时一中图书馆里鲁迅、巴金、茅盾、郭沫若、范文澜等文史类文集基本浏览一遍。文革时,"徒步串连"回来就当"消遥派",不参与两派斗争。上山下乡时,可以自己选择插队的地方,有一派到嵩溪,另一派到嵩口,还有一些到城关,都是交通方便,经济较好的地方。我不粘那一派,自己一个人到山高皇帝远的温蛟包地插队。当时是温蛟公社的第一个知青,公社没有什么准备,报到后问我去哪里,然后通知包地接人。继我之后是一个到到温蛟桐坑找亲属的知青,然后是良种场的许宝栋等石狮知青到梧地,再到十月份泉州又有一百多人到小池、温家山、梧地,以后还有带薪知青和清流其他知青也陆续到温蛟桐坑来。 【查看详情

我是1969年6月12号到温蛟的,6月20号到包地。当时包地有人来小池接我,并帮我挑行李。所谓行李就是一个60x40x30公分的木箱和一床被子,木箱里一半衣服,一半书。从公社到包地翻山越岭走了40里才到,包地虽然偏僻荒野,但因为是我自己的选择,而且也是预料中的,没什么可抱怨。倒是第二天已经七点多,在清流是吃过早饭的时间,可是讲好早上会来叫吃饭的人,却没有一点动静,不禁有种被遗弃的感伤。迷迷糊糊像又睡去,看到我那过世的祖母,巍颤颤地走到我床前,叫我小名说:"三宝到清流吃饭。"睁开眼却什么也不见,我不禁潸然泪下,说不清楚是一种什么感受。 【查看详情

第二天我就和其他社员一起去耘田,老百姓对我都很客气。休息的时候,李朝书拉住我,叫我抽烟,告诉我田里干活只有抽烟才可以休息一下。我也就在那个时候学会抽烟,插队多少年也就抽了多少年的烟。第三天生产队派出劳力去扎稻草和砍小竹子,把李朝文家边上的一间废弃的破房,盖上草,围上小竹片,算是安置我的房间。以后又到胡坊买个锅头,到大队领了一付床铺,也都安置在这个房间。这样是寝室,又是厨房,也是书房,还是会客室地用了两年多,到知青房盖起后才搬走。 【查看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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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地的居民基本都姓李,他们在这里定居已有一千多年。在唐朝时期,包地的老百姓姓吴,李氏七十世祖,李四七大郎在五代的后晋,"高祖天福二年(公元937年)到包地吴十三郎家,三十三(岁)赘伊寡媳陈氏转娘",这就是现在包地李氏的祖宗。四七大郎"生子曰敬荣、敬寿、敬德。"四七大郎的大儿子李敬荣后来到梧地去发展,其子孙又到李家繁衍,至今已成大族。四七大郎的三儿子"敬德赘古沙县岭后洞张五九郎家,生四子,奉侍五九郎夫妻香火"。 【查看详情

一个月的粮食只够半个月吃,剩下的就只有去"蹭饭"了。有一次到小池裁缝师父老赖处,第二天一早要去嵩溪找老乡,因为当时全部家当只有5角钱,只好走路。老赖写一张条子,叫我到林坊他的朋友家去蹭一餐早饭,我知道他们关系不错。拿着条子找到他的朋友,这老兄看完条子,告诉我"你可以走了"。我饿着肚子来到庄前伐木场的小卖部,因为没有粮票,可买的、能吃的只有糖果,买了三毛钱,留住两角钱备用,还没找到归宿呢。靠着这些糖果,我走了40里路到嵩溪金星队张宝康老乡处…… 【查看详情

72年因为怕种田要头上晒太阳,脚下泡水,我和生产队定好合同去采割松香。本来约好一个人做伴,但分山场时,因受别人算计,松树分少了,只够一个人割,那人走了,只好自己一个人干。

由于孤独,和野生动物也有种亲近感。在山上常常和野猪、山麂、狐狸相遇,我总喜欢远远地观赏它们,直到它们发觉逃逸。吃饭时,松鼠会在头上的树枝间跳来跃去,我会撒下饭粒,让它们下来捡,逗着它们玩。【查看详情

老虎虽然号称兽中之王,但山猪却不把它放在眼里,不知道老虎是怕山猪的成群结队,还是怕山猪的獠牙。发起威的山猪是十分可怕的,这里曾经有被受伤的山猪拱伤的事。所以大家都知道对受伤的山猪要躲远一点,正常的山猪是不会主动攻击人的,发现有人它们都会很快地逃走。山猪是最叫包地人爱不起来的野兽,因为秋天稻谷成熟的时节,他们总是成群结队地到稻田里吃谷子,虽然它们实际吃不了多少,却把稻谷踩倒在田里而使生产队颗粒无收。 【查看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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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下半年李序钦当大队书记,他比较了解我,捎信叫我到大队学校代课,我也就去梧地教书了。

教育局决定寒假对代课老师进行统考以决定去留,温蛟学区在期末把代课老师集中进行培训。培训中我发现,我认为早已交还老师的数学知识,竟然没有忘记。我的作业练习卷经常被老师作为标准卷让其他人对答案。一起参加培训的,还有几个上半年参加高考而只差几分上线的老师,这样一比,我就很后悔上半年没有参加高考了:一方面78年录取考生已经不管出身问题,我的最大障碍已经消失;另一方面我的弱项数理知识还没有忘记,文科是我的强项,如果参加高考,上录取线的可能是很大的。【查看详情

79年代课教师统考后,我又回去教书,一边准备着参加高考。但在梧地找不到人教,也没人一起探讨,经过几个月犹豫,三月底我决定破釜沉舟,弃教去嵩口中学找赖敬愉和张瑞霖帮助我复习。不幸的是随后公布的招生章程把招生年龄限制在28岁以下,当时我已31岁,这下我的大学梦破灭了。

不过这年对知青进行大扫除式的安排,我听别人说因为我参加民办教师考试成绩比较好,教育局要留用我,所以也不去要求知青办安排,就傻傻地等着。

然而等到其他人转正了,却没有我的份,才急起来,找教育局,他们说:我离开教师队伍,不符合条件。我争辩了几句,但没有用。一拖到年底,有人叫我写封信向上级反映一下,我照办了。果然一个多月后,80年2月初,县教育局通知我去报到,并安排在城关学区,并告诉我具体学校由学区安排。尽管我要求要到不太远的乡下,但城关学区还是因为我考试成绩,把我安排在城关小学。

其他知青都在79年底前安排了,而我成了清流最后安排的一个知青。【查看详情

“知青”这个特定时代的产物,应该是特指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间,从全国各地的城镇下放到农村到边疆的知识青年。这是一个国家花了几百万亿却换了三个不满意的活动,这应该是个共识。但也可以听到一些不同的声音:比如苦难是财富、锻炼有益论,须知只有战胜了苦难以后,苦难才会成为财富,问问下岗的原知青,问问那些下岗退职而拿不到退休金的原知青,苦难是财富吗;在有限的时间里进行一些锻炼,哪怕是苦难锻炼也是有益的,但拿整个青春十年八年地进行原始的劳作锻炼,最终身无一技之长,而被时代淘汰出局是有益的吗?持这些说法的人,他们自己不会愿意去重复当年知青的道路,也不会希望他们的孩子去。也有说知青出了若干人才,实际上知青中的人才大部分并不是拜上山下乡之赐,拜上山下乡之赐而成为人才的大概是工农兵学员了。全国工农兵学员总共有94万,除掉工、兵之外,农大概也就30多万,在这30多万中还要拿出一部分给回乡知青(他们有很强的地缘优势),真正知青能摊到的也就十几二十万,这和以千万为单位计算的知青(有说三千万,有说两千万,还有说1.2~1.8千万)来说实在不成比例。也有说上山下乡是国家没有办法的办法,我们只要问问如果改革开放提早十年呢?不就什么办法都有了吗,所以“是不为也,”不是“不能”,关键是能不能以人为本。还有部分人说农民可以种地知青就不行吗?这并不是谁可以谁不可以的问题,正如问乞丐可以要饭,你就不能要饭吗?一样滑稽。中国的农业、农村、农民落后是不争的事实,我们是应该帮助他们发展,是给农村以资金技术,还是给农村一些他们并不需要的半劳力――知青,让知青和农民争有限的口粮和可怜的收入呢,改革开放后大量的劳力流出农村,说明那里并不需要这么多的劳力。关键是政府导向是向先进看齐,还是向落后靠拢的问题,是科学发展观的问题。

世界是多彩的,知青的世界也是丰富的。有些人永远也不能说了,有些人也因为隐私的关系不愿意多说,那就让我们这些能说且愿意说的人多说一点吧,说自己,说“难兄难弟”,说欢乐,说悲伤,尽可能地还原当年的知青生活。

想说的知青话题还很多,想说包地―――我的第二故乡的故事也还很多。我希望这是我不希望结束的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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