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季的父亲是国民党宪兵连长，解放前夕随所部逃往台湾，在逃亡途中被解放军的炮火击毙。父亲逃走时，阿季的母亲正怀着阿季。母亲在生阿季时难产，大出血，身无分文的母亲全身浸泡在不断涌出的鲜红鲜红的血中，恋恋不舍地抛下阿季，临死都没合上眼睛。
由于阿季的出身成份不好，在那一切都讲政治的岁月中，他吃尽苦头，受尽折磨。吃的是别人剩的饭菜，穿的是别人丢弃的破衣烂衫，挨饿受冻是家常事。只有在有人来参观或报社来拍照片时，才会给阿季套上一件新衣服，那时的阿季才能吃上几口热饭菜。等参观的人一走，阿季身上的新衣服马上就被剥下，照样吃着剩的饭菜。有时，阿季会天真地想着，要是天天都有人来参观，该有多好！
疯狂的文革开始了，阿季刚跨入初二。阿季被纳入狗崽子之类，被红卫兵看管起来。天天早请示晚汇报，打扫卫生，陪四类分子挨斗。
上山下乡运动开始时，学校讲独生子女可以留城。但阿季去学校申请留城时，革委会却説阿季是黑五类，不许留城。
阿季是第二批插队的，分在我的隔壁队，那是少数民族居住地，当地人叫苗人。田地多是山垅田，山高水冷，粮食亩产很低。工分值很低，1个工分值平均只有3、4分钱，最高的那一年，工分值1分也只有6分钱。男劳力一天最多工分8分，女的6分。辛苦劳作一年，除去口粮，能分红3、40元，就算很好的了。
阿季为了自己的温饱，努力劳动。以后开始的招工、招生，他一概不闻不问，只顾埋头劳作。他明白自己的身份，当工人、上学，对于他来説，只能是属于梦中的东西。
…… ……
直至知青大返城，我才重新得到阿季的消息。原来那天他没有去送我，是因为他怕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他会失声痛哭。自从我离开后，他再没有一个可以交心的朋友了。
阿季是最后一个回城的知青。回来后，他找不到工作，哪个单位都不愿意接收他。最后，他只好在一个小小的工厂落下户。
两年后，听插友説阿季结婚了，妻子是插队那个地方的农民，1个月前刚生个大胖小子。我为阿季高兴，他终于过上安静的日子了。
才过两个月，噩耗传来了。阿季出了车祸，一辆卡车从阿季的腹部碾过，阿季当场死亡。就像阿季在母亲鲜红鲜红的血中降临人间一样，阿季又在自己鲜红鲜红的血中离开了人间，离开了他认为肮脏的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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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晓随共和国一起诞生，她的童年充满阳光。父亲是一所著名高校的知名教授，母亲是一名家庭妇女，在家相夫教子。晓晓与弟弟天性聪颖，勤奋好学，学业都异常优异。
就在晓晓跨进初中三年级时，神州大地风云突变，“文革”爆发了。晓晓的父亲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关进了牛棚，母亲被红卫兵剪了“阴阳头”，抓去游街示众，不让回家。家中物品被抄被砸。一夜间，晓晓家破人散。在痛苦的煎熬中，学校革委会通知晓晓上山下乡。因为晓晓是“黑五类”，被分到最偏僻的地方插队。同行的还有四人，三男一女，属“可教育好的子女”。
有一天，同队的一个男知青从福州探亲归来。他的父亲已平反，官复原职，并为他争取了一个回城名额，他这次来就是办回城手续的。他告诉晓晓，国家已恢复了招生，据说最近有个大学要在这个公社招生，有两个名额。晚上，晓晓失眠了。她脑海中翻来覆去就是两个字，上学，上大学，这是晓晓和弟弟梦寐以求的，也是晓晓的父母亲对她和弟弟的期望。但是，姐弟二人一起上学，显然是不现实的。晓晓下定决心，一定要想办法让弟弟上学。第二天一大早，晓晓悄悄带着干粮，瞒着弟弟出发了，她要先到大队去打听消息。后来晓晓才知道，她那天走的是一条人生的不归路，一条沾满一生血泪的路。从那天起，晓晓的心死了，晓晓的心彻底死了。
一会儿，两人满脸笑容出来。书记轻声对晓晓说：“你别着急，今晚先在大队住下，我们会把你的要求反映上去，放心吧。”晓晓心里怀着一线希望，在大队部住下了。这一个晚上，是黑暗的晚上，是血腥的晚上，是屈辱的晚上，是晓晓刻骨铭心、终生难忘的晚上。书记邀请晓晓去他家吃晚饭，晓晓不愿去，但又怕与书记关系搞僵，对弟弟不利，只好勉强去了。在饭桌上，书记与儿子热情地一杯又一杯把酒灌进晓晓的嘴里，晓晓心里明白这两人不怀好意，但为了弟弟，眼前就是毒药她也毫不犹豫张口喝下。很快，晓晓倒下了。…………就这样，一个卑鄙、肮脏、屈辱、沾满晓晓血泪的交易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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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秀是我小学的同学。我从未见过她的爸爸。她的妈妈整天挑着粪桶替人家倒马桶，一只眼睛老眯着，只靠一只眼睛看东西。同学们都不愿意与她交往，说她身上有一股大粪味。
1966年来到了，我已升入初三。猛然间一场史无前例的红色恐怖席卷中国大地，学校不上课了。忽然，阿秀到我家找我来了。阿秀告诉我，她要成立一个战斗队，已经有好多人报名参加了，要我也加入。那时我的父亲被造反派关在“牛棚”里，我很害怕别人说我不革命，只好点头答应了。阿秀要我第二天早上自带一根木棍，参加战斗队的活动。
1969年1月24日，命运的列车将我抛向顺昌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在那里，我再也没有了阿秀的信息。
直到我回归福州后很久的一天，路遇一位小学同学，她告诉了我阿秀的事。阿秀已不在人间。
阿秀的学校是以后去插队的，地点在建瓯。阿秀为了表示自己对党、对革命的赤胆忠心，自愿报名去最偏僻最艰苦的山村。她在那里起早摸黑劳动，劳动之余，教农民识字，给农民念书念报。很快，阿秀成了县里的知青模范，入党的培养对象。
山区的严冬来了，冰雪覆盖，到处白茫茫的，正是翻土造田、兴修水利的好时机。阿秀生病了，发着高烧。她坚持轻伤不下火线，终于，她昏倒在雪地里。村里的人用毛竹扎成担架，在冰雪中翻山越岭，走了几十里山路，赶到公社卫生院，阿秀已没有了呼吸。后来医生说阿秀是患了脑型疟疾。
当地知青办说阿秀是模范人物，要树立典型，把她埋在她曾经劳动过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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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榕城叶翔”先生曾经写道：每年的清明节，我们都要到我们所怀念的人的墓前去缅怀他们，为他们扫墓，寄托我们的哀思。然而，我不知道，有哪些知青朋友去为自己的青春扫墓，为我们已逝去的青春扫墓！
可我们到哪儿去寻找我们青春的墓呢？
多年来，我也一直在想，要祭奠我们失去的青春。但从知青上山下乡三十周年一直到现在的四十周年，均无法下笔，无法面对。因为我们这代人失去的太多太多，不是几句话、几篇文章就能表达的。所以，多年来，我一直把痛苦埋藏在心灵深处，不想示人。每年的清明节，我只在心里默默地祭奠自己永远消逝的青春，任凭泪水流淌着，苦苦的，涩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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