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科:我的知青岁月(11-20)
2009年05月12日 18:16凤凰网 】 【打印已有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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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荒12年的知青生活,是我人生的炼狱。

1972年的"五一"节刚过,我们直属连的基建排就开赴东方红水库工地,开始砌筑水库的石头大坝。

记得当时有一句极左的口号,叫做"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

如果说,与天斗与地斗还能体现出一种革命精神的话,而人与人之间的斗争所能体现的只能是人自身的劣根性。

我至今也不明白:为什么原本都是好朋友、好同学,却要相互斗争呢?人与人之间难道除了斗争之外就没有诸如友谊、爱情,及其他一切美好的情感吗?

当时,东方红水库上万立方米石头的砌筑任务,仅靠我们12

名瓦工、24名小工来共同完成,任务量之大、劳动强度之大是可想而知的。我们没有任何的机械设备,完全靠自己的身体和双手,还有可以随时增长的力气来完成如此艰巨的任务。

5月的北大荒,乍暖还寒,双手要搬动300斤左右的花岗岩巨石,常常要付出超乎寻常的体力,一天下来,我的衣服总是湿漉漉的,就连鞋子里也都是汗水!实在是苦不堪言。

我和张师傅一组,算是老少搭配,干活不累。

但是,张师傅毕竟是快60岁的人了,身体又不好,常常会腰痛,我宁肯自己多干些,也要让张师傅休息一会。我们的汗水伴随着艰苦的劳动,一干就是5个月。其间,我们的手经常会被石头挤破、划破,总是血淋淋的,实在是惨不忍睹。

我的师傅张洪明,原是安徽省砀山县人。那是一片地无三尺平的丘陵地带,庄稼十年九不收,是出了名的穷地方。张师傅一家祖祖辈辈勤勤恳恳,从土地里刨食。然而,农民的勤恳劳作是难以致富的。迫于生活的无奈,张师傅随着闯关东的人群来到了北大荒。

张师傅为人忠厚,具有正义感,最主要的是很关心我,我们算得上是忘年至交。

我们的排长徐恩,绰号徐黑子,是一个心黑手黑的家伙,常常会让知青从事最危险、最脏最累的、带有惩罚性的强体力劳动,我们恨死他了。但是却畏于徐黑子的淫威,不敢有任何的反抗情绪。

我后来听说,许多年以后 ,徐恩的儿子也参军去了外地,同样身为父亲的徐恩,至此才理解了当年知青们背井离乡、远离父母的苦楚。我想,如果当年的徐恩能够对知青有一丝一毫的关怀和理解的话,我们的处境或许也不会那么的艰难和困顿。

我们每天清早4时就得起床,5时上班,直到晚上8时才能下班,每天都要强体力劳动15个小时以上。如果是在今天,这种违反劳动法精神的超时、超强度的做法,肯定是要受到严厉打击和制裁的。

但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样的违法管理行为还被冠以"农业学大寨"的头衔,使其完全地合法化,而且每周一天的休息日还要知青们"自愿"地义务献工,弄得知青们连洗衣服的时间都没有,整天浑浑噩噩,惶惑不可终日。

在日复一日的艰苦劳动中,我的性格变得更加刚毅,只是话越来越少,我更喜欢用头脑来思考问题,从思想的更深处剖析社会问题的实质,寻求"文革"带来的诸多社会弊病之症结所在。

在这样恶劣的劳动环境下,让我更加看清了李恒相、贾衍典之流的流氓无产者的嘴脸,他们是不配"贫下中农"的称谓的。

伴随着极度的疲惫,我们每天都是天还没亮就上工,待到满天星斗时才能拖着极度疲惫的身体走回宿舍,这与《半夜鸡叫》里面描写的生活场景有什么不同呢?

那时,我唯一的期望就是能在每天晚上睡觉前读上一段世界名著,那实在是极大的精神享受。当然,必须要躺在被子里用手电偷偷地阅读,否则将会被扣上偷看黄色书籍的罪名,还会被反复批斗的。

那些"贫下中农"是容不得我们从书籍当中寻求真知灼见的,这就是他们作为农民的劣根性和思维局限性的悲哀。

历史培育了我们上山下乡的一代知青坚韧不拔的毅力,以及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那种为了国家、为了社会,甘愿奉献青春、牺牲自我的知青精神,仍然需要弘扬!

然而,当经济建设的热情被政治斗争的热情取代之后,文化在中国的命运一落千丈。人们痛心疾首,惶惑不安:一个具有数千年文明的古老民族,为什么会突然间像发了狂似的将书籍投入火堆,把教授赶进牛棚,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呢?

文化--这一人类文明的载体,为什么在中国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亵渎和践踏?

其实,中华民族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实行"专家治国""专家开国"的民族。传统中的燧人氏、神龙氏、仓颉、轩辕氏、伏羲氏,无不被尊为圣人,也无不具有一技之长。

譬如,春秋五霸之争,首先是人才之争。齐桓公从鲁国抢管仲当相国,齐威王从魏国偷孙膑当军师。各国中,抢人才成绩最大的是秦国,这为秦国统一天下奠定了基础。

楚汉之争,刘、项大战70余次,小战40余次,刘邦屡战屡败,最后却反败为胜,重要的原因之一是,项羽的谋士、良将大都舍项奔刘。

秦始皇之后,历代统治者为推行封建专制,钳制思想,手段愈演愈烈。汉武帝"罢黜百家",隋炀帝拒谏嗜杀;在以开明著称的盛唐,白居易、刘禹锡、韩愈等均因诗文"语涉讽刺"而被贬;明清之际大兴的文字狱,统治者砍向知识分子的屠刀上充满了血腥味。

非常不幸,也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仇视知识,仇视知识分子的传统带给我们的极大损失。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肃反",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反右扩大化、拔白旗,仇视读书人的心理一次比一次暴涨。

特别是"文革"及其上山下乡运动对于人性与生命的破坏,以及人们理性的丧失,是文化史上罕见的奇闻。其背后是农业社会的深厚渊源和未尝不是农民式的"当家做主"。

我们是不能忘记那一段悲怆的历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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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于生与死的最初理解,始于那场扑灭山火的战斗。

1973年的暮春时节 ,荒草萋萋,风干物燥,营部的主要街巷处都悬挂起黄色的防火警告旗,呼号的春风,风干的万物,让人们始终都悬着一颗心……

最不希望发生的事情最终还是发生了。

3月末的一天夜里,我们被突然的紧急集合号声惊醒了。师里颁发一级命令:小兴安岭南隅发生了50年一遇的森林大火,尽管出动了数以万计的知青,但是火势不减,原始森林危在旦夕!

北大荒危机!小兴安岭危机!整个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

接到命令后,我们乘大卡车连夜出发。一路上只见点点星火,整个北大荒都还沉睡在夜色当中。

大约行驶了3个多小时的路程后,我们闻到了树木被大火烧焦的味道,黑夜里可见点点星火闪烁,黑漆漆的一片看不到人影;远处可见冲天的火海一浪高过一浪,大火舔着火舌向我们冲了过来……

此时,不需要什么动员,不需要分配什么任务,只要你是一名知青,就不能眼看着国家的财产受到损失。

我们下了卡车,以班排为单位迎着大火包抄了上去。

大火越烧越旺,冲天的火舌扫到哪里,那里的树木立刻就噼噼啪啪地燃起火球,只消瞬间,2层楼高的大树便被烧成了木炭。火光炙烤着我们的脸,火辣辣的;转眼之间,风向一转,火头迎着我们烧过来,只听见"嗤"的一声,我的眉毛就被大火烧光了,火辣辣地疼……

我曾经听别人说过,扑火时千万不能顺着风跑的,那样很可能被大火烧死,而要迎着火头,找寻薄弱的地方一口气冲过去,才能求生。

正是在这样的关键时刻,自己能够想起这样有分量、有价值的话,我真为自己的聪明睿智而骄傲!

我们在火场拼搏了7天7夜没有下山。饿了,有飞机空投的饼干;渴了,只能用双手掬起马蹄坑里积存的水,润润自己干涸的喉咙;累了,就地盘坐休整;困了,就在大火烧过的土地上肩靠肩地睡觉。连续的扑火,已经使我们的体力严重地透支,很多知青躺下去后就不想再站起来了……

我们三营39连的6位女知青,就是在这场扑火战斗中,因缺乏逃生的经验,被火头困住后活活烧死。这6个年轻姑娘的生命,永远地留在了北大荒的土地上,她们永远都是18岁……

多少年以后,每当我坐在哈尔滨市委机关的办公室里,凝神静思的时候,常常会想起那次扑灭山火的经历,想起至今仍然留在北大荒的那些知青的坟冢……

和她们相比,我们不知道要幸运多少倍。

我会永远地怀念她们,因为我也曾经是知青……

因为,我也曾经年轻过……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刻骨铭心、生死交关的扑火经历,使我第一次零距离地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理解了生命对于一个个体的人来说,是多么的美好 。

第二年春天,当漫山的迎春花怒放的时候,那片火场黑黑的土地上又重新开满了黄色的小野花,我感觉,那就是姑娘们的灵魂回到了北大荒,抚摸着那些有着灵气的迎春花,我的泪水再也抑制不住,就如同开闸的洪水,成串地滚落在那片曾经的焦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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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姚科   编辑: 刘延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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