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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1969年新年的钟声即将敲响的时候,我告别了28连,调任三营营部直属连的基建排,开始了全新的生活。

三营营部直属连，是一个以基建、副业生产、木材加工、机械修理、汽车运输等多种经营内容为主的营部直属连队，120多人组成，且大多是知青和本地的回乡青年。由于直属连的地理位置很特殊，且位于三营至团部的交通枢纽的位置，因而交通便利，是很多知青十分向往的地方。

然而，十分不幸的是 ，因为当时我的父母还都处于被审查的阶段，被冠以特务的罪名，因而在分配工作的时候，组织上充分地考虑到了这一因素，将我分到了基建排，学做瓦工。

这是我最讨厌的工作，并不是由于这一工作特有的脏和累，而是因为瓦工班的成员大都是以山东和河南来的"盲流"为主体，只有我和吴玉松2名知青。试想，整天和这些"盲流" 工作在一起，将会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情。

早春时节的北大荒还是春寒料峭。

我当瓦工的第一天，就是砌筑知青宿舍的石头基础。我们的班长李恒相，是一位当年闯关东的河南人，性情直爽，但是具有乡下人特有的小诡计，喜欢打小报告一类的庸人之举；班副贾衍典，也是当年闯关东的河北人，为人狡诈，但是表面和善，常常会蔽惑一些人的眼力和是非观念。有一位安徽籍的老师傅张洪鸣，笃厚，诚恳，善良，后来成了我的第一位也是最后的一位师傅。我从张师傅的身上，看到了纯朴与善良，是与那些流氓无产者完全不同的人。

当时，"文革"的唯血统论的余毒还是根深蒂固地影响着人们的政治思维，我是属于"可以改造好的子女"而被迫接受带有惩罚性的劳动的。所以，我不能有自己的选择，不能表现出一丝一毫的不满意，不能有一点的抵触情绪，我所能够做的就是老老实实地做好本职工作。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没有快乐，毫无幸福感可言，每天只能默默地拼命工作，用汗水洗刷内心的愤懑情愫。

第一天砌石头，没有人告诉我该怎么做，应该注意什么，甚至于如何注意安全也无人告知。可以想像，一个15岁的、稚气未脱的孩子，如果在城市里，还应该是正在读高中的学生呢。但是，今天的我却要一个人在1天之内无数次地搬动200斤-300斤重的大石头，然后倒上整桶的水泥浆……

我的体力严重透支，我的心理承受能力也严重透支，一时间感到是多么的孤独无助！

北大荒的早春时节，北风如同刀割，我的身上洒满了水泥灰浆，让风一吹便结成了铠甲，硬梆梆的；我的手也被冻得红红的，搬大石头时，稍一用力，手上的裂口就会流出血来，一时间，我的眼泪夺眶而出，眼泪和着血渍涂满了我的手和脸……

我的惨状并没有引起别人的同情，甚至都装作视而不见，班长和班副还时不时地训斥我一番，大概的意思就是嫌我力气太小，进度太慢，影响了整个工程的进度。我把嘴唇咬得紧紧的，我想，男人流血不流泪，终究会有一天，我要从这里走出去的，去寻找适合我发展的地方……我会用自己的聪明和才智，做出一番事业的……

在我最困难、快要坚持不下去的时候，张师傅来到我的身边，什么话也没说，就帮我干起来。当时，我们每个人都是有规定的任务的，尽管我还是第一次拿起大铲，根本不知道瓦工操作要领，但是也要和别人一样分出我的工作范围。张师傅的到来，让我的心头感到热乎乎的，没有更多的表白，没有严厉地呵斥，使得远在北大荒的孤独的我备感温暖。

晚上5时30分，我们下班了。

我拖着极度疲惫的身体回宿舍，仿佛已经灵魂出窍，我的躯壳已经不属于我自己，身体上的劳累还是次要的，同事间的冷漠和无情让我心灰意冷。这些被冠以贫下中农光环的老职工，骨子里却是实实在在的流氓无产者，让知青来接受他们的"再教育"，难道不是一种文明与社会进步的倒退吗！？

直到今天，我依然对此持怀疑态度。

在那个经济与文化都相对贫瘠的年代，别说电视机、电话机，就连收音机都寥寥无几。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七团三营营部的高音喇叭，只在每天的中午播放毛主席的最高指示，还有革命样板戏。

知青们每天早出晚归，累得要死，甚至疲乏到收工后几乎走不回宿舍。物质条件的匮乏还不是主要的，精神上的颓废、僵滞、迷茫和失落比肉体上遭受的折磨更痛苦：我们当时只能翻来覆去地看毛选，没有其他类的书可读、没有杂志看，精神世界一片苍白……而我常常会在别人都入睡之后，独自一人蜷缩在被窝里，借助手电筒的微光来反复阅读自己离开家时偷偷带走的几本世界名著。

我们远离亲人，无论是在阴雨连绵不能出工时进行的禁闭式学习中，还是寒冬时节围缩在炉火旁的静籁里，抑或在思念家乡的困顿之时，知青们唯一的寄托方式就只有唱歌。我们一首接一首地唱，把所有会唱的歌挨着唱，一个人唱，必有人附和，不会唱的人也会跟着哼哼，一时间，悲凉的氛围会充斥着每个人的心田。

我们唱得最多的是"文革"歌曲和电影插曲，曲调之优美，今非可比。我们爱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深情的曲调寄托着我们对亲人和家乡的思念；"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抒发了我们对家乡的思恋与怀念……

我的女友、上海知青文娟曾找到一本中国唱片社1957年出版的《中国民间歌曲选》，我们如获至宝，每天捧着学唱，将一首首歌曲从低声吟唱到引吭高歌，心中获得了多少畅快！至今，电影《五朵金花》蝴蝶泉边的大段对唱、《冰山上的来客》插曲、歌剧《江姐》的大段独唱、唱段我还是记忆犹新！

与诸多知青不同的是，我喜欢外国歌曲，常常会一个人在宿舍里用小提琴拉奏《马赛曲》（法国国歌，当时很少有人知道这首曲子）、歌剧《茶花女》的片段、法国民歌《金苹果》、施特劳斯的《蓝色多瑙河》……也正是因为偷读外国名著和喜欢外国名曲，我曾经被无数次批斗，身心虽疲惫，然而却兴趣不减，依然我行我素！

当时还流传着《站在草原望北京》《南京知青之歌》（后来此歌曲被打成反动歌曲）《我爱草原我爱马》《兵团战士之歌》……等一批知青歌曲，这些歌曲的骨子里透出了一种知青精神，甚至是很有些阿Q精神！

在艰难的岁月里，这种阿Q精神充盈着我们的精神世界，这就是：敢于面对困顿和不幸 ，敢于向命运和不公挑战的拼搏精神！

尽管当时很多知青也都充盈着"流氓无产者"的一种情怀，我们身穿破棉袄、腰系烂草绳，唱着当时的"流行歌曲"，宣泄着内心的愤懑情愫，表达着自己美好的心声，期冀着美好的乌托邦式的未来……这种"流氓无产者"的乐观与浪漫情怀，是今天我们的孩子们所无法理解的。

当年的知青歌曲，背负磨难和抑郁，饱含活力和激扬，承载快乐和向往，那是伴随着一个时代的歌！如今每逢听到那些熟悉的旋律时，我们这些曾经的知青还会怦然心动，倍觉亲切和感慨。

对于每一位兵团战士来说，每年的6月18日都是一个不平凡的日子--中央国务院批示，正式成立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为了庆祝兵团成立1周年，全兵团上下都在紧锣密鼓地准备欢庆的文艺节目。

准备6.18的欢庆节目，是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来落实的，值得庆幸的是，凡是参加节目排演的知青可以脱产，因而大家的情绪高涨，感觉好像重新又回到了自己的学生时代。

直属连欢庆节目的重头戏是独幕小歌剧《知识青年下乡来》，算得上是一个创作节目。其内容大致是：表现一批知识青年响应号召上山下乡，推着独轮小车，为农村的贫下中农送毛主席的红宝书的场景。

上海知青俞家隆是我连团支部的宣传委员，因而顺理成章地就成为节目的导演兼艺术总监。囿于当时的条件所限，我们没有服装、道具、背景、美工、乐队……大家只能因陋就简--没有服装，就去老职工家借；没有道具，就自己制作；没有乐队，我就从营部小学借来脚风琴，每天咿咿呀呀的为节目伴奏，好在弹风琴是我的童子功，不必花太多时间去练琴，我只须熟悉乐谱后，便能熟练地演奏。

每当脚风琴咿咿呀呀地奏响时，我便会产生一种美感，那是别人很难体会到的、足以超越时空的美好的艺术感受……

我常常把脚风琴想象成一架钢琴，而我自己就如同是游弋在音乐海洋里的音乐王子，无数的不快和痛苦，都随着旋律的流淌而消失殆尽。

我陶醉了，陶醉在想象中的音乐世界中。

1969年6月18日那天，全营放假1天。

庆祝活动的演出场地就设在营部汽车库临时搭起来的演出台上，尽管十分简陋却也不乏浓浓的节日氛围。就在演出的前一天，我从箱子里找出爸爸的老式藏蓝色呢料中山装，这件衣服还是我下乡临走前从家里偷偷地带出来的呢，然后，在里面穿上一件雪白的衬衫，这样整个人就显得很精神的 。

演出前，大家作了简单的化妆，由于当时我们根本就没有什么化妆品，就只能用婴儿爽身粉做粉底，用嘴唇咬住大红纸来涂红嘴唇，并作为腮红使用……

我们又一次陶醉了，感觉自己又回到了学生时代，又重新焕发了青春的活力。

整个演出非常成功！

很多年之后，我还会回忆起那次演出时的感觉，尽管同现今的音乐会相比，那实在是一次很寒酸的演出，然而，却能在每一个知青的心头燃点起美好的希望，就如同卖火柴的小女孩那样，因为心里有了爱的追求，便会一生光明。

这一时期的我还是书法艺术的发烧友，常常会利用星期日的休息时间，从连部找来旧报纸，习练书法。由于找不到自己最喜欢的汉隶字帖，我只能把报纸的大标题隶书字剪下来，收集整理后作为临帖之用。没有桌子，我只能把旧报纸铺在火炕上来练笔；没钱买墨汁，我只好花8分钱从商店买来黑色的染料，然后兑上适当的水，权作墨汁练字；没有毛笔，我最初时是用筷子绑上棉絮当作毛笔，挥洒泼墨的。

如今，我已经是中国书法研究会的会员，也曾经在国内外各种规模的书法大赛中获奖。如果说自己的书法艺术还小有造诣的话，那么书法艺术的源头即始于早期的知青生涯的练笔。

苦难，造就了我们知青一代人的坚强性格,还有百折不回的北大荒精神。

岁月的江河，无尽流淌；当年的知青，如今都已年过人生的楚河汉界。但回忆的天空中永远回响着那些熟悉的旋律，它伴随着我们度过了难忘的知青岁月，映射出我们曾经有过的最美好的青春年华。

因为，我们也曾经年轻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