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路》剧本：希望再度化为泡影

写完《山村的早晨》第二稿后不久，挖漳河的工程也结束了，我于1971年年底回到北京。大概是写《山村的早晨》耗费了太大的精力吧，我感觉到疲惫不堪，心力交瘁，很想静静地休息一下。

然而，命运并没有给我留下喘息的时间。

1972年1月下旬，我和丁东一起回到长胜村。听说大学招生又要开始了。

回到了祠堂，我们简直不认识我们的"家"了。院子里满目荒凉，杂草丛生。去年"八·一"联欢时，我们在屋檐下高谈阔论坐过的石凳，已经倒塌。看着这景象，我们心里很难过。

这次大学招生和上次一样毫无希望，连报名都没有报上。

过了一个多月，在3月初，丁东被调到了省委机关的一个部门工作。分手之际，丁东送给我一首诗，写在一枚书签的背面，作为留念。

丁东走后，其他同学还没有回来，祠堂里就只有我一个人了。我独自一人徘徊在祠堂院子里，面对荒凉而空旷的祠堂大院，心里涌起难以排解的惆怅。一种情绪在我心中涌动，大约是我又想写点什么了……

此后不久，我到县广播站，见到曾在同村插队的缪力，为她写了一首叙事长诗《缪力的故事》。这是我写的第一首诗。这首诗写完之后，我有些惊讶地发现，原来写诗并不难，而我也是能够写诗的。当时，丁东是我们长胜知青中的诗人。我长期和丁东等喜欢文学的同学在一起，也受了不少感染和影响吧。

这一年的早春，我与县文化馆建立了联系，开始为他们写剧本。我怎么突然又写起剧本来了呢？原因很简单，县文化馆正需要剧本。大约在3月下旬，我带着用小说《开会姑娘》改编的剧本《道路》，住进了县文化馆。

《开会姑娘》是我在这一年（1972年）1月写的一部短篇小说，写的是一位插队女知青的故事，她是知青中的"先进典型"，经常不断地参加各种报告会，久而久之，竟成了众人议论中的"开会姑娘"。后来，她在现实的教训和同学、老乡的帮助下，幡然醒悟。这篇小说对当时下乡知青中的虚浮风气有一定的针砭意味，一些情节还颇为感人。小说写好后，拿给丁东等同学看，受到了他们的一致称赞。

我在县文化馆住了8天。8天时间里，总共将《道路》剧本修改了4稿。对我来说，写剧本比写小说、写诗难得多，因为我连一丁点舞台经验都没有。幸而有文化馆负责人老杨的指点，每次修改都有较大进步，到最后一稿，一部还算像样的四场歌剧剧本居然脱颖而出了。我为自己的第一部剧本而感到沾沾自喜。

写完《道路》，从县文化馆回到村里，春耕大忙已经过去了。这时，部队某兵工厂到县里来招收知青，这是首次大规模给知青安置工作。招工的军人还想为某部队文工团招一些有文艺专长的人。我听说后，赶快前往面谈。共谈了4次，还送上了刚写好的《道路》剧本。对方是满意的。

有一天，我和另一个村子的知青白锡喜一起找解放军招工人员谈过之后，天已晚了，我们在县文化馆过夜。白锡喜也很喜欢写诗，当时已发表了一些诗作。（白锡喜的哥哥白锡双、妹妹白爱菊也是插队知青。1994年，《老插话当年》出版，时任大众文艺出版社编辑的白爱菊为该书责编。）

大约是想到就要成为部队文艺工作者了，我和白锡喜都激动不已，难以入睡。夜很静，满天星光从窗子透了进来。我们大概都不会忘记这个夜晚吧。那时，我已经在一心向往着"部队文艺工作者"的生活了，并且庆幸这《道路》剧本写得如此及时。可惜，好景不长。到了最后，因为县里没有安排我们村的招工名额，只好作罢。一段时间的梦想又成泡影。

招工的事过去后，我就自己安慰自己，虽然没能进文工团，可毕竟《道路》剧本还在。想到《道路》不久将在舞台上展露丰姿，我又高兴起来。然而，这次也没有高兴多久。《道路》被上级主管部门判了"死刑"，理由是剧中的主人公是个"中间人物"。这个评价倒是一点儿也不错，按当时的标准，那人物的确是一个"中间人物"。现在回想起来，上级主管部门给《道路》判"死刑"，其实也是为我好。如果《道路》真的上演了，很可能会遭到严厉批判，我身为作者，能够逃脱"罪责"吗？

有一天，我又去县文化馆，看到垃圾堆里有厚厚一叠废纸，还散发着油墨香味，那便是已印好的我的《道路》。

5月底，我又一次心灰意懒地回了北京。这次，在北京整整住了4个月。这4个月却成了我文学创作的"繁荣时期"，写了独幕话剧《新年》、短篇小说《队长》、中篇小说《海燕》，还有长诗《中国与世界》。最后，我在难以克制的情感的驱使下，挥笔写下了叙事长诗《没有写完的诗篇--关于格尔丹的传说》。这诗的名字挺长，我更喜欢简称之为《格尔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