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永智（笔名肖行）近照

老照片中左边扛锄头者为作者知青照，中间者为文中提到的徐月波。

1965年9月1日，我们称为黔中的贵州省安顺县（现安顺市西秀区，贵州简称黔，因为地处贵州中部，所以称为黔中。）4所中学的48个高、初中毕业生和5名社会闲散青年，组成了当年该县下乡的53名知青队伍。原计划全县下乡指标是54人，男、女搭配各半27人，临上车时，二中的一个女生突然被母亲锁在家中，搭配就少了一人。那是一个绝对不许学生谈恋爱的年代，知青们普遍认为上面的这种安排是对自己革命豪情的亵渎。新中国接受的教育告诉我们：革命目的和个人考虑是水火不相融的。

下乡的同学普遍成绩都很好，几乎各个学校的尖子生都来了，如一中的刘念一、刘蔚华，二中的宋茨林、周武昌、吕建业，三中的赵永智、洪安琪等，几乎每学期平均分都在90分以上。他们应该是进清华、北大这些重点大学的材料，然而，由于“家庭问题”，被歧视地剥夺了进高中、上大学的权利。其实，所谓的家庭问题，有些只不过是父母在旧政权中拿过薪金或者读书时集体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而已，这在老知青中是普遍现象。譬如我县1964年下乡的赵晓岚同学，当年高考成绩是全省第一名，就是因为父亲赵天河先生1945年担任过旧政府一所中学的校长，就被视为家庭有问题而被剥夺了上学的权利。其实，一生执教的赵天河先生思想进步，同情革命青年，任校长时曾经不止一次救助过被怀疑为地下共产党的教师李国才、学生张清尧等人，他两袖清风的一生为安顺的教育事业做出过重要贡献。赵晓岚在知青抽调回城时，进一家小医院的化验室工作，成天和病人的血液打交道。高考恢复后，这个不能进大学的知识分子的子女，凭借她受家庭熏陶的扎实学识基础，一举考上四川大学的古汉语研究生，现为川大教授。

当时很想读书的我们，得不到录取通知书时，一个个都不感到意外，因为1964年以来，学校里贯彻阶级路线搞得紧紧张张的：不再以学习成绩衡量学生的好坏, 而是论家庭出身；出身不好的同学不能担任学生干部——这涉及教师的用人立场问题；出身不好的同学如果言语不慎就要受批判，说这是阶级斗争的反映——“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甚至教师的课堂提问，也不敢叫出身不好的同学了——这关系着培养什么人的态度、立场……。教师、学生人人自危。这环境对于一个十四、五岁的青年来说，承担的不光是被歧视，而是整个铁板一块的社会给与的正在成长的灵与肉的压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