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锡联回忆:珍宝岛反击早有准备

1964年2月25日，中苏两国为解决边界争端开始举行谈判。

谈判中，双方在界河归属问题上出现严重分歧。

谈判一直持续到8月，因无法达成协议，只好告一段落。但是，关于珍宝岛等岛屿归属问题的争论为后来中苏冲突埋下了种子。

在1964年5月下旬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毛泽东说，战备问题是从我们同赫鲁晓夫多年的斗争中引出来的。从赫鲁晓夫大反华的趋势来看，我们要考虑到万一他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把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因此，我们必须下大力气加强抵抗武装入侵的准备。7月10日，毛泽东在会见日本客人时批评说:“苏联占的地方太多了”，大约在一百年前，贝加尔湖以东的领土变成了俄国的领土，从那时起，海参崴、伯力、堪察加和其他地区，“凡是能够划过去的，他都要划。有人说，他还要把中国新疆、黑龙江划过去……我们还没有算这笔账”。

毛泽东果真要把被沙皇割占去的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都要回来吗？未必如此。9月10日，毛泽东在同法国客人谈话时解释说，他强调旧事重提，其实只不过是“采取攻势，说些空话”，使赫鲁晓夫“紧张一下”，并没有改变边界现状的意思。

赫鲁晓夫下台后，中共中央采取一些措施，试图改善中苏关系，但未能取得成功。勃列日涅夫上台后，继续向中苏边界增兵，由赫鲁晓夫时期的10个师，增加到54个师，达100多万人。1966年1月，苏联同蒙古签订了带有军事同盟性质的《苏蒙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同时，苏方还在中苏边界多次举行有针对性的军事演习。

1967年1月，苏联在外贝加尔军区建立了针对中国的核导弹基地。1968年1月，配备有坦克和导弹的苏军开进蒙古，这些导弹能够打到兰州和包头……

当时，中苏边界纠纷主要集中在东段边界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靠中国一侧的两个小岛，即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国的珍宝岛和七里沁岛的归属问题上。从1964年10月15日到1969年3月15日以前，苏联方面挑起的边境事件就达4189起之多，比1960年到1964年期间苏联方面挑起的边境事件增加了一倍半。

双方最严重的一次冲突发生在1968年1月5日。当天，苏军出动装甲车冲撞正在岛上从事生产活动的中国边民，当场撞死、轧死中国边民4人，造成中苏边界纠纷以来第一次惨重的流血事件。

事件发生后，1月24日，中共中央军委电示沈阳军区，要求加强中苏边界东段的边防警戒。中央军委还作了一些克制性的规定:如遭到苏方殴打，我方可以还手，但不要开枪；如苏方使用装甲车等向我冲撞时，我方可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并向苏方提出强烈抗议；如苏方用装甲车等继续向我冲撞并轧死轧伤我方人员时，我方可以相应地还击，如炸毁其车辆，棒击其人员等，但不准开枪射击；如苏方向我开枪，我应当场向苏方提出最强烈抗议，并鸣枪警告。当我方两次警告无效，对方打死打伤我方人员时，我边防部队可以开枪还击。但是，在采取上述自卫措施时，应做到“先礼后兵”，并且把还击行动控制在我方境内。

根据中央军委的建议，沈阳军区从值班部队中抽调了部分精干人员进入七里沁岛附近，进行反击准备。但苏方因东欧国家局势不稳而收敛了越界行为，直到乌苏里江春季开冰前，双方未发生武装冲突。

然而，1968年春夏以后，苏军飞机越过边境线进行侦察挑衅的事件却日益增多。

1968年年底，乌苏里江封冰后，珍宝岛成为双方冲突的焦点。12月27日，苏联边防军出动装甲车、卡车运载携带武器的军人登上珍宝岛，拦截上岛的中国边防巡逻队，并用棍棒殴打中国边防巡逻人员，中方人员用棍棒进行还击。在1969年1月23日的殴打中，中国边防人员有28人负伤，部分武器被抢走。从2月6日至25日，曾发生5起苏军殴打中国边防人员的事件。2月7日，还发生了苏军人员以冲锋枪向中国巡逻队方向发射6个点射的严重事件。但中国边防人员保持克制，并未开枪还击。

1969年1月25日，黑龙江省军区制定了在珍宝岛进行反对苏军干涉的方案，打算以3个连的兵力参加战斗，以一部分兵力上岛潜伏，如苏方以武力强行干涉我巡逻分队执行任务，潜伏分队视情况给予支援。2月19日，总参谋部批准了黑龙江省军区的方案。

可以肯定地说，中方对苏军的反击是经过充分准备的。经中央军委批准后，沈阳军区作了周密部署，抽调精干小分队，准备对付苏军的入侵和挑衅。黑龙江省军区决定，在靠近珍宝岛的边防站成立临时指挥所，沈阳军区还成立了虎（林）饶（河）前线指挥部。中央军委、沈阳军区强调，自卫还击要严格限制在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行动要迅速，不纠缠、不恋战，取得胜利后立即撤至有利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