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在晚清中国的最后五十多年里，曾国藩和李鸿章曾前后相连地直面内忧外患的交迫而来，与曾国藩之能够以人格超越事功比，李鸿章则是因事功淹没了人格而见弱。但是，他们同时徊徨于两个历史过程之间，处于一种深深的历史困境和个人困境之中。曾、李二人的这种困境，也深刻地反映了19世纪60年代儒学中人的忧患困惑及其艰难曲折的历史分化。

（主持人）梁文道:前几年非常流行曾国藩，到处都有书讲他怎么样做官、怎么样教人做人的时候，那阵子其实我是对曾国藩乃至于他这个热潮非常的有距离感的。怎么讲呢？因为我平常很怕看这种书，就是教人怎么去做人、怎么样去当官、怎么样搞谋略，使得大家对曾国藩有个印象，就是他好像是个谋略大师似的。

当然曾国藩有这一面，但是在历史上大家对曾国藩另一个认识，其实是更正统的，那个认识就是认为他真的是一代名臣，而这个名臣里面包含一个意思，就是说他真的很懂做人。但这个做人主要讲的就是一种政治上的智慧，不是一种阴谋诡计，而是一种怎么样在这样的变乱的时代当中，把握住一种传统儒家知识分子跟士大夫的精神，但是又要契入那个那么动荡的时代，这是个很困难的一件事。

此书文字清简无冗句，在当下很难得

他怎么样去协调好？怎么样在自己安身立命，跟这个建立功业之间找到一个平衡呢？这是个很大的问题。我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一本书，叫《义理与事功之间的徊徨——曾国藩、李鸿章及其时代》，作者是杨国强先生。杨国强先生最近在北京的三联书店帮他出了两本文集，这是一本其中比较小的一本，里面收集的也都是他一些比较前期的学术著作。

那么这里面就分别用了两个章去谈论曾国藩跟李鸿章，谈他们的分别，这个分别听起来这个结论好像很没什么了不起，就是说曾国藩是一个做人上面很有才华，很有品德的人；而李鸿章在事功上面有追求，但是在做人方面后人往往就不能苟同了。但是这样的一个分别我觉得不只是一个，我们不要把它看成是个人为人上面的问题，而且还要注意到是在整个大时代的变动之中，自己怎么样掌握自己生命的终极倾向，然后去协调跟自己的人生、事业之间的问题的这么一个平衡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