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接受“二十一条”的历史评价

关于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的原因，如今学者已有较为客观、公正的分析，较为一致的看法是认为:

一、敌强我弱的力量对比。

外交历来是国家实力的较量，在得知日本出兵山东后，袁世凯也并非不思抵抗，在总统府召集的紧急会议上，袁世凯从陆军总长段祺瑞那里了解到由于事实上的国力悬殊，中国既无长期抵抗能力，也无法阻止日军已开始的行动，于是只好采取了在中国境内划出“交战区”，让日本通过的办法。此法虽备受谴责，但客观而言，也许是当时中国“惟一切实可行的政策”。

二、对自身权位的维护。

袁世凯有强烈的权力欲望，在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前，袁世凯虽然已经成为集大权于一身的终身大总统，但当时的国内环境并不安定，革命党人的活动颇令袁世凯寝食难安。日本正是抓住了袁的这一心病，采用了威胁和利诱并举的手法，在提出“二十一条”时即向袁暗示:中国革命党人“与许多在野的日本人关系非常密切，他们有办法、有影响；……”同时又对袁放出诱饵，称只要接受日方的条件，日方将“保证袁世凯大总统及其政府的安全，严格取缔在日本及其保护下的革命党员、宗社党员、留学生及不法日本商民与浪人”。日人的这一手，对于因革命党人活动而面临严重政治危机的袁世凯来说，显然是发生作用的。而“二十一条”消息泄露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也正对袁发动舆论攻势，4月9日，中华革命党发布《为揭破中日黑幕以告国人书》，号召党人“力行革命，推翻袁氏恶劣政府。”这不能不令袁世凯惕然心惊。袁担心若拒绝日人条件，日本会利用支持革命党来达到推翻其政权的目的；相反，若接受日人的部分条件，以此换取日人对其铲除革命势力的支持，进而能助其登上帝位，这对袁就更有诱惑了。有史书记载，日置益公使曾向曹汝霖放话，称:“救国以万世一系为宗旨，中国如欲改国体为复辟，则敝国必赞成之。”

三、无有力之外援

西方势力在“二十一条”问题上对日本的一种“绥靖”态度，显然也是造成了袁世凯最终屈服于日本“最后通牒”的一个重要原因。日本趁欧战爆发之际，欲逞独霸中国之图，依照袁世凯的经验，欧美列强不会袖手旁观，所以他希望通过“以夷制夷”，即让列强出面迫使日本让步。然列强在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中采取的则是牺牲中国、讨好日本，甚至从中渔利的立场。仅美国一家给予了中国道义上的有限支持。但也仅站在维护本国利益立场上给日本警告而已，并无阻止的有力措施。所以说，尽管袁世凯对在华列强存在权益争夺，这个估计大体来说是不错的，但能否为中国利用来牵制日本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而袁世凯在与日交涉中把减少中方损失的希望寄托于外强的介入和干涉，显然是不明智的。

综上所述，袁世凯在与日“二十一条”交涉中，尽管因与日签约，而备受诟责，甚至被视同“卖国”，但这一评价显然是不客观的。要求当国者在重大对外交涉中都能取得保全国家权益的重大成果也是勉为其难的。民国初期，中国在对外关系上处于多个列强共同控制的局面之下，不仅国力虚弱，边疆危机等外交难题迭起，作为中国新统治者的袁世凯，既背负着晚清旧外交的沉重包袱，又承担着开创民国新外交的历史责任，作为政治强人，为应对内外危机，在体制上采集权体制，有其一定的必要性，在实际运用中也并非无效果可言。不过，由总统一人独揽外交大权，交涉之张弛进退全听由袁的策划，国之命运交凭一人之手，其弊端在“二十一条”交涉及其结局中，也显现得十分明显，何以哉？体制使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