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陈荫明偕王宠惠君奉孙总统面谕:'民国于盛，并无恶感情，外间舆论过激，可代解释。盛私产已用去者，恐难追回；不动产可承认发还。若回华，可任保护'等语。闻之，无不感激涕零。程德全以私怨将弟产业发封充公，在政府所得甚少，在盛氏祖产所失甚多，如蒙早日发还，使天下皆知政府道德，不以势力压制。盛氏子孙感且不朽，必当核估收回产业之数，除别人不计外，竭力筹款报效，以答高厚之德。

一、弟因铁路借款，得罪舆论。此次汉冶萍公司与日合办，虽为矿律所准，民政

府特予三井全权交涉，而他人不得周知。上海《民立报》二十六日已经指名，'盛贼将汉冶萍与日本'，私议痛骂不堪。将来报端难免不再有议论，不得不格外慎重，并非推诿；且合办亦各国法律常有之事也。

以上三事，乞酌量代陈，公私两益。”

在该函外，盛宣怀另有授权森恪代理盛氏所有私产之委托书:

“所有别表目录记述一切财产，原来归盛氏独产及其股份之私有者，现次为森恪君代表盛氏，所有以上一切财产交付森恪君。故兹言明:森恪君有一切全权（随时电商）。特给为据。壬子年正月二十七日。”

盛宣怀将与南京临时政府交涉收回私产事全权委托于三井上海支店的森恪。此情节间接地说明盛宣怀签约中日合办汉冶萍借款，作为补偿三井物产有为盛宣怀收回被没收私产承当担保的义务。森恪在此后对孙中山的影响作用也说明了这一点。

29日，盛宣怀由神户致电黄兴:

“南京陆军长黄鉴:二十四复电谅鉴。二十六尊电已授全权三井之间交涉，即日办妥。三井来函，所授全权系日华合办汉冶萍公司营业，并从速决定借款，与何天迥君来函相同。小田切照此来议草约，坚持要挟，既欲速定，何敢观望。宣咯血不能起，已派李维格与彼之间妥议，即赴东京签押，请即转陈孙总统并致农工商长。宣叩。”同日，盛宣怀与小田切在神户正式签署中日合办汉冶萍草合同。对比26日的草约，草合同在正文前面部分有个别文字的加减，并不影响内容，惟有另两处消除南京临时政府与三井间“南京草约”痕迹的修订值得注意。其一，合同第十款:“以上所开新公司华日合办，俟由中华民国政府电准”的“俟”字，由原草约的“已”字改来；其二，最后增加一段，内有以下文字:“以上草合同十条，俟民国政府核准后，敝总理再行加签盖印，特此声明。”

草合同已签署，盛宣怀仍为未得南京临时政府在合办汉冶萍事上明确的责任承担而不安。签署合同当日，盛氏致电在南京的王勋、陈荫明，请再设法与孙中山联系。30日，王、陈二人复电:

“------荫两次到宁，均親见孙总统，与合办之议，确系极端允许，且切盼速成，则准合办系其本意，不容疑义。昨晚勋等同到三井藤濑住宅谈论此事，伊亦谓:本系三井親得孙总统切实许允，是以即晚由电禀复。准合办实出总统意无疑。”

也约就在1月29日，山本条太郎在上海致函孙中山，意在确认1月25日至27日间山本与孙中山的“来往电报”，函末有关于作此函原由的说明:

“汉冶萍业务经理王阁臣于一月初即在日本，今晨返沪，午后曾来访。王急于了解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的想法是如何产生的。我告诉他，阁下与胡汉民先生均曾提及此事。汉冶萍中日合办的设想，是去年十二月底我与阁下晤谈，议论到浙江铁路时提起的。当时我曾经谈到，假使阁下能同意浙江铁路由中日合办，也许能以该路为抵押，设法借款。若仍保持为中国铁路公司，恐难罗致借款。”

山本作此函当是应盛宣怀要求而作，也因此在盛宣怀档案中有该函保存。盛宣怀始终力图握有南京临时政府应为中日合办汉冶萍承担责任的证据。

与此同时，中日合办汉冶萍借款案在紧张地具体实行了。30日，李维格去电王勋请转孙中山诸人，以合办草合同签署为条件的三井借款由三井物产直接与孙中山接洽；三井上海支店也接到本国来电，由藤濑等直接与孙中山商议具体实施借款事。也在30日，陈荫明致函孙中山，请求发给“汉冶萍公司与日商合办筹借巨款转借民国”的中央政府特许状。

三、合办汉冶萍借款案中南京临时政府和汉冶萍的得失

2月后，汉冶萍合办借款案转入具有实质性内容的正式合同的交涉和谈判。2月1日，山本从上海致函孙中山，通告以下事项:

“顷接东京总公司来电，关于汉冶萍中日合办事已完全洽妥，但为使该约生效，并使您获得所需之借款，尚须所有董事的批准及股东的证实。这就需要相当时日。为了尽速向您提供借款，已洽妥以汉阳铁矿为抵押，筹借二百万至三百万日元。以上为东京来电之要旨。我已草拟了为目前借款所必需的文件，由敝处森恪君呈请阁下批准。该项文件请由阁下与陆军部长黄兴先生签字。敝处若电致前途，借款几天之内即可汇到。------森恪君今日晨[由日本]到达，将有很多事须与阁下商谈。------考虑到借款问题的重要性，我仍以留驻上海筹措款项为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