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与反以势力:君主与海盗
2010年06月03日 20:06 凤凰网历史 】 【打印共有评论0

与此同时,仔细的读者会发现,被“埋葬”在有关人质危机的新闻报道下的是这样的事实,2000名黎巴嫩什叶派,包括700名儿童在以色列的南黎巴嫩军的炮击下逃离家园。南黎巴嫩军还击中了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的吉普车,同时“联合国一名发言人宣称,以色列军队和基督教武装分子组成的联合部队今天横扫了黎巴嫩南部的一个村子,抓获了19名什叶派男子”。91

劫持发生之后,以色列开始根据它自己的时间表释放人质,可能速度还有所加快,因为环球航班的劫持事件将国际社会的注意力集中到了比它自己更为严重的绑架行动上。当7月3日300人被释放后,美联社报道了他们的证词,他们说他们遭受了酷刑,并且忍饥挨饿。但是《时代周刊》的托马斯·弗里德曼听到的只是,“以色列人待我们不错……”里根给西蒙·佩雷斯写了一封信,“写的是贝鲁特的人质危机增强了两国的关系”;对另一个“人质危机”则一字未提,它已经被从官方的历史中被删去了。92

如果以色列不是扰乱世界的君主的代理人的话,以色列的行动完全够格被称之为扣押人质,现在以色列从这个指控中获得豁免。但是重要的是要强调,反复强调当代政治话语中奥韦尔主义概念的本质,其中“恐怖主义”和“人质”这些术语被如此这般地加以诠释,以至于一些最为极端的例子被排除在外,例如在尼加拉瓜和黎巴嫩南部的例子中,所有的居民都被当作人质,以确保对外国主子的服从。

对于中东而言,我们应该承认,这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被国际恐怖主义的组织者很好地予以理解。以色列外交家阿巴·埃班(他被认为是鸽派的一名领军人物)解释了整个20世纪70年代对黎巴嫩南部进行野蛮袭击的理由:“受到影响的人民会施加压力,要求停止敌对活动,这种合理的预期最终得到了实现。”将其翻成大白话:南黎巴嫩人民被当作向他们施加压力的人质,迫使巴勒斯坦人接受埃班所代表的工党政府指定给他们的条件,他宣称巴勒斯坦人在任何和平协议中“不能发挥作用”。93 总参谋长莫迪凯·古尔在1978年解释说,“30年来……我们与生活在乡村和城市中的人口作战。”他指出,以下的事件--包括对约旦城市伊尔比德(Irbid)的轰炸、通过轰炸将约旦河谷成千上万的居民赶走、将150万平民从苏伊士赶走以及其他例子——都是这项计划的一部分,这项计划将平民扣为人质,以防止(人民)对以色列通过武力强加的政治方案进行抵抗。随后进而维持这种方案,同时拒绝其他政治方案的可能性,例如,萨达特在1971年提出的在国际承认的埃以边界基础上达成一项全面和平协议的建议。以色列针对没有防御能力的平民目标--这些目标与恐怖分子行为的根源无关,而这些行为本身经常是对早些时候的以色列恐怖主义的报复,如此这般,通过熟悉的恶性循环--的定期“报复”行动也反映了同一个概念,是对20世纪50年代初本古里安早期信条的一个背离,这一信条是,“反击是无效的”,除非它正好集中全力:“如果我们知道这个家庭,(我们必须)无情进行打击,妇孺包括在内。”94

古尔对以色列的战争的理解在军事指挥部内得到广泛赞同。在1985年初的铁拳行动中,国防部长伊扎克·拉宾警告说,如果必要的话,以色列会采取“焦土政策,如同在与埃及进行的消耗战中的约旦河谷一样”。他补充说,随着什叶派的恐怖分子使欧洲陷入恐怖之中(在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之前,他们出于没有解释的原因并没有这么做),“黎巴嫩成为比1982年时更严重的恐怖之源”,所以以色列必须在南部保持一块“我们可以干涉”的地带。老资格的伞兵指挥官杜比克·塔马瑞曾命令通过空中和地面轰炸夷平巴勒斯坦的埃因、希尔维(AinelHilweh)难民营,以“拯救他指挥下的部队的生命”(对编造出来的“军队清白”的又一运用),他为其行为进行合法化辩护的时候评论说,“以色列国自1947年以来一直在杀害平民”,“故意杀害平民”是“许多个目标中的一个”。95

塔马里将1953年对克比亚(Qibya)的袭击作为一个例子,当时沙龙的101部队声称为了报复,将70名阿拉伯村民杀害在家中,而这些村民与他们声称进行报复的恐怖主义袭击没有丝毫关系。本古里安在以色列电台上伪称,这些村民是被阿拉伯恐怖主义激怒的以色列平民所杀,这些以色列人“绝大多数是难民,来自阿拉伯国家或是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他将声称以色列武装力量卷入其中的“荒诞指控”斥之为一种厚颜无耻的谎言,它进一步将以色列的定居点置于对这种冷血屠杀进行报复的威胁之下。较少为人所知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在克比亚大屠杀之前的一个月,摩西·达扬派遣101部队将阿扎马(Azzazma)和塔尔宾(Tarbin)部落的4000名贝都因人赶过埃及边境,这是自停火后不久的1950年就开始进行的驱逐行动的又一步骤。1954年3月,11名以色列人在内格夫东部阿扎马部落成员对公共汽车的一次伏击中丧生(未经挑衅的恐怖主义);它引发了以色列对与此完全无关的约旦纳赫林(Nahaleen)村的袭击(报复),9名村民被杀。1953年8月,沙龙的101部队在加沙地带的布略格(alBrueig)难民营杀害了20人,其中三分之二是妇女和儿童,是对(巴勒斯坦人)渗透的“报复”。96

“报复”(以色列实施的)和“恐怖”(巴勒斯坦人实施的)的循环可以一步步追溯到很多年前,它将很快地揭示出,这种术语属于宣传范畴,而非实际的描述。

这里我们也可以注意到,历史是如何有效地被重新建构成一种更有用的形式。因此,托马斯·弗里德曼回顾了“以色列的反恐”战略,他写道:“第一阶段从1948到1956年,最好可以被描述为‘通过报复反恐’,或是消极反馈的时期,”但是“至少其中一次报复极具争议,涉及平民伤亡,”这里指的可能是克比亚。关于恐怖主义的学术记录也基本没有什么不同。97

以色列军队1985年初在黎巴嫩南部的铁拳行动也是在埃班所概括的逻辑指导下进行的。平民在恐怖的威胁下成为人质,以确保他们接受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和被占土地上主宰的政治安排。这些警告继续有效,人民仍然是人质,而资助这些行动以及阻止任何有意义的政治解决方案的超级大国对此毫不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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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乔姆斯基 编辑:蔡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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