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与反以势力:君主与海盗
2010年06月03日 20:06 凤凰网历史 】 【打印共有评论0

我们应该注意一下被誉为温和派的以色列领导人对这些事件的解释。以伊扎克·拉宾为例,在1978戴维营谈判前以色列对黎巴嫩施暴最严重的那段时期,他是驻华盛顿的大使,他的解释是:“我们不能忽视南黎巴嫩地区平民的不幸处境……帮助这一地区的人民,防止他们被敌对的恐怖分子灭绝是我们的人道主义责任。”76 回顾拉宾的回忆录的人发现,这些话并无差错。一个意识形态上可以利用的历史是如此有效地被建构出来,西方的反阿拉伯种族主义是如此地根深蒂固!

还应该注意的是,以色列在享受海盗和劫持的权利方面并不孤独。塔斯社的一项谴责1985年10月“阿奇里·劳罗号”劫持事件的报道指责了美国的伪善,因为两名劫持苏联航班的犯人——杀死一名乘务员,并打伤机组其他成员--在美国获得避难,美国还拒绝了引渡的要求。77

确切而言,这一事件并不出名,有关伪善的指控似乎有一定的道理。这一事情也不是独一无二的。亚伯拉罕·索费尔是国务院的法律顾问,他评论道:“在20世纪50年代,尽管美国强烈反对劫机,美国及其西方盟友拒绝了捷克斯洛伐克、苏联、波兰、南斯拉夫和其他共产党政权要求遣返那些为了逃跑而劫持飞机、火车和轮船的罪犯的要求。”索费尔认为,当“劫机达到了流行的程度”,并造成了“过于严重的问题,并对无辜乘客的安全形成了过于巨大的威胁以至于无法容忍”时,美国才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重新审视了其政策”。78 空白被填补了,劫持行为开始针对美国及其盟友,因而也被归入到恐怖主义的目录下,不再是抵抗压迫的英雄行为。

有人也会提到中东发生的第一起劫机事件,它也并不为人所熟悉。它是以色列于1954年12月实施的,当时一架叙利亚民航客机遭到以色列战斗机拦截,被迫在利达(Lydda)机场着陆。总理摩西·沙雷特在他的私人日记里是这样写的,总参谋长摩西·达扬的目的是“扣留人质以便我们在大马士革的囚犯获得释放”。以色列的囚犯是在叙利亚境内执行间谍使命时被捕的士兵。我们可以回想起来,正是这个达扬在20年后下达了营救的命令,最终导致马洛特的以色列少年的死,这些少年被扣为人质以换取以色列关押的巴勒斯坦囚犯的释放。沙雷特私下里写道,“我们没有夺取飞机的任何正当理由”,并且他“没有理由置疑被美国国务院由事实证实的真理,即我们的行动在国际实践的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但是这一事件从历史上消失了,所以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本雅明·内塔尼亚胡(现在是一个备受推崇的国际恐怖主义问题的评价家)可以出现在电视上指责巴解组织“发明”了劫机乃至杀害外交人员,而无需担心会遭到反驳。79

关于杀害外交人员,我们只需要回想一下1948年对联合国特使福尔克·贝纳多特的暗杀,这次暗杀是内塔尼亚胡的顶头上司外交部长伊扎克·沙米尔领导下的恐怖主义团体所实施的。沙米尔是下达暗杀命令的三名指挥官之一,第二名指挥官现在已死,生前和第三名指挥官一样是以色列媒体的一名受人尊重的资深评论员。大卫·本古里安的一名密友私下承认,他就是暗杀者中的一个,但是本古里安将此事保密,以色列政府安排那些有干系的人逃离监狱,并出国。在他的目击证明中,锡安主义历史学家乔恩·金齐写道,“并没有出现全国范围的要求抓获罪犯的大声疾呼或是决心”,并且“也没有太多的道德上的愤慨”。“大多数人的态度是,犹太人的又一个敌人倒在了路边。”暗杀“遭到了谴责,被表示遗憾和哀悼,这是因为以色列遭到了指责,并且使其外交人员的工作更加困难,而不是因为采取暗杀行为本身就是错误的”。80

赞誉那些参加民族斗争的恐怖分子是相当通常的做法,当然在美国也是一样。但是在努力挑选后的记忆中,只有敌人的行动才能在“恐怖主义的邪恶之源”中找到位置。

在为了报复对突尼斯的轰炸而劫持“阿奇里·劳罗号”游艇之后,劫持船只问题成为西方一个重点关注的对象。路透社的一项研究得出结论,“1961年以来只有少数几起劫持船只事件”,它给出了穆斯林实施的一些例子,但是以色列的劫持事件不在名单之上。81

劫持并不是逃脱这一目录的惟一一种恐怖主义形式,如果它是由我们的朋友所采取的话。联合国大使珍妮·柯克帕特里克解释说,法国特工将绿色和平组织的反核抗议船只“彩虹勇士号”炸沉并造成一人死亡的事件不是恐怖主义。“我想说的是,法国明显不是要袭击平民和旁观者,并不是要致人残废、进行折磨或是杀人”。其他恐怖分子也可以轻易发出这一呼吁。《亚洲华尔街日报》在一篇社论中,以“密特朗的最佳时刻”为题,写道:“绿色和平运动根本是暴力和危险的……法国政府准备动用武力对付‘彩虹勇士号’……表明政府有直接处理这些紧急事务的优先权。”在《纽约时报》上,大卫·豪斯戈评论了关于此事的一本书,批评法国“莽撞”和“犯了大错”;“不需要”将船炸了,法国本可以“以少得多的负面公众影响达到同样的目的”。这里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使用更为严厉的语言可能更为适合。鉴于这些“莽撞行为”,豪斯戈下结论说,“要为不对埃尔尼先生(国防部长)起诉找出合法理由非常困难,也很难因为囚禁了法国军官而指责新西兰人。”82豪斯戈将它和水门事件进行了比较,但是漏掉了主要的相似之处:在水门事件中,媒体中充斥着大量关于“莽撞”和小过失的喧嚣以及媒体的自得,而国会和媒体都忽视了尼克松政府和他的前任们在同一时候被揭示出来的更严重的罪行,视其无关紧要。83 君主被免于恐怖主义和其他罪行的指控,而他的盟友们常常分享了同一特权。最多他们也就是犯下了“莽撞的过失”。

在这一方面,乔治·舒尔茨也许应该获得伪善奖。当他敦促在恐怖主义问题上采取“积极的”的推动之时,他将有关“某人的恐怖分子是另一人的自由战士”的说法称之为是“阴险的”:

自由战士或是革命者并不会将载有非战斗人员的公共汽车炸上天。恐怖主义的凶手们则会。自由战士不会暗杀无辜的商人或是劫持无辜的男人、妇女和儿童,恐怖主义的凶手们则会……阿富汗的抵抗战士们不会摧毁村庄,或是杀害无助者。尼加拉瓜的反政府军不会将校车炸上天,或是大规模屠杀平民。

实际上,舒尔茨指挥下的尼加拉瓜恐怖分子们,正如他所了解的那样,恰恰专长于对平民发动致命的袭击,附带着酷刑折磨、强奸、致人伤残。关于他们恐怖行为的令人作呕的记录已被很好地记载下来,尽管被忽视或是很快地被忘却,甚至被恐怖分子的辩解所否认(见本章注释16)。阿富汗的抵抗战士们也犯下了残忍的暴行,如果(在阿富汗的)进攻者是美国或是以色列军队(那时他们就会被称之为是进行“自卫”的“解放者”)的话,这些罪行会在西方引起强烈的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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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乔姆斯基 编辑:蔡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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