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督办新疆善后成功的主要原因有:（1）他本人以耕读起家，富有实干精神；（2）他有一支吃苦耐劳，能战能耕的骨干队伍；（3）他把善后事宜和开置郡县统筹考虑，避免了军府制度的弊端；（4）新疆各族人民摆脱了混乱局面，在善后事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5）他注意推广洋务，以促进近代工业的生长。[32] 有论者总结了左宗棠提议建省所持的理由:（1）改设行省有可治之民；（2）改设行省可奠定长治久安的基础；（3）改设行省可节省军饷。[33] 有学者对左宗棠关于新疆建省的思想和筹划进程进行了探讨，认为“维护西北边防的安全是左宗棠主张在新疆建省的根本出发点。他在这方面的一切部署，从政治、经济到边事，都是为这个根本目的服务的。”[34] 有论者对左宗棠的培养和提拔人才对新疆建省的意义做了阐发，指出经他选拔的重要官员不下10人，诸如刘典、刘锦棠、张曜、杨昌濬、谭钟麟、魏光焘、陶模、饶应祺、祝应寿、陈宝善、徐占彪、刘璈等。他们“新疆建省中起了重要作用。刘锦棠、魏光焘、陶模、饶应祺出任前四任巡抚；杨昌濬署理过陕甘总督，谭钟麟接杨任陕甘总督，张曜督办新疆军务。他们是新疆建省中的中坚人物。如果没有他们，新疆建省很可能夭折。”[35] 学者们对左宗棠在新疆建省中的作用评价较高。有学者指出，左宗棠最先制定出处理新疆问题的基点，即收复新疆与改设行省是处理新疆问题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他最早提出改设行省是为了更有效地抗击沙俄和英国的侵略，捍卫国家领土的基本方针；他屡次抗疏力争，终于使清廷原则上同意在适当的时候设新疆行省。[36]

他“不畏艰险、苦心经营，筹划、实施新疆善后事宜，为新疆建省创造必要的物质条件；他从新疆民情、社情出发，较为合理地设计了新疆行省的蓝图；他凭其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成功地收复了新疆，为新疆建省创造了客观条件。”[37] 更有论者赞曰:左宗棠对于新疆“一意主张收复，一意主张建省，终于贯彻实现。这一个军事上和政治上的成功，实在是周、秦、汉、唐所创见”[38]。左宗棠“堪称新疆建省的倡导者、推动者、设计者和奠基者”，他在新疆建省中的功绩，“永垂于中华民族边疆建设史上”[39]。

刘锦棠与新疆建省

到了新疆建省的实施阶段，刘锦棠发挥了重要作用。 有论者谓，刘锦棠在1882年9月的奏折中，“以自己在新疆七年之久的实地调查，不但指出了在新疆建省的必要性，而且说明了在新疆建省的必然性，并比较切合新疆实际状况地提出了建省的具体实施方案”[40]。 建省前，刘本着“设立行省当从州县办起”的原则，首先在南疆设立了道、府、厅、州、县各级统治机构。1883年，刘又在北疆任命了一批地方官吏。建省后，刘锦棠等人继续进行这项工作，为建省做出了贡献。[41] 有学者指出，在新疆建省及其建署最后完成的过程中，刘锦棠做了大量的工作，因此我们“绝不能忽视新疆建省的最终执行者和完成者——刘锦棠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42]。此外，建省后，他作为首任新疆巡抚，为完善新疆政权建设，恢复和发展生产，“长期操劳，建树尤多”[43]。

有学者考察了建省后刘锦棠的作为，首先是采取措施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主要有:（1）裁兵屯田——将清军中一部分老弱兵丁裁汰下来，拨给土地，令其耕作；（2）遣犯屯田——发遣内地绞罪减流人犯，到新疆开荒种地；（3）移民实边——吸收内地农村中破产的农民来新疆务农。这些屯垦措施对恢复新疆社会经济起了重要作用。其次是兴办文教。第三是边防建设。[44] 还有学者对左宗棠与刘锦棠在新疆建省方案上的分歧做了分析:左的方案是新疆设行省，督抚并设；将新疆划为北南两路，北路以乌鲁木齐为中心，为总督治所，南路以阿克苏为中心，为巡抚治所，下属厅、州、县近30个。刘的方案是仿照江苏建置大略，添设甘肃巡抚一员，驻乌鲁木齐，仍受陕甘总督节制，管辖哈密以西南北两路各道厅、州、县，并请赏加兵部尚书衔，俾得统辖全疆官兵；设甘肃关外等处地方布政使一员，随巡抚驻扎；旧有镇迪道，援福建、台湾之例赏加按察使衔，令其兼管全疆刑名、驿传事务。“应该说，刘锦棠的建省方案较之左宗棠的相关方案要更为切实、可行。经过慎重考虑，清廷最终批准施行的是刘锦棠的建省方案”。[45]

另有学者也指出，刘锦棠提出的改郡县设官制的方案，比左宗棠“奏拟设立各官，稍为简省”，“比较切实可行”。[46] 有论者对新疆建省前后左宗棠和刘锦棠采取的主要措施做了梳理，主要有:（1）整顿吏治，废止伯克制度；（2）肃清残敌，加强边界防务；（3）安民薄赋，发展农业生产；（4）尽地之宜，兴办蚕桑渔牧各业；（5）恢复传统工艺，试办现代工矿企业；（6）发展商业贸易；（7）改革币制税政，增加财政收入；（8）整修驿路，增办近代交通邮电事业；（9）发展教育卫生事业。论者称赞道，左、刘等人“审时度势，抓住西征胜利的有利时机，争取朝廷的批准，赢得民众的支持，抵制各种反对意见，谨慎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新疆建省这一酝酿已久的大事得以完成，促进了新疆社会政治、经济发生不可逆转的重大变化，对巩固国防，维护祖国统一，产生深远影响。”[47]

新疆建省的影响和意义

新疆建省是新疆社会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影响深远，意义重大，学者们从各个方面对此进行了探索。有学者认为，1884年新疆建省，虽与龚自珍的建省和社会改革的设想“有很大的距离”，但“新疆省的建立，对于防止外国侵略者与本地民族上层反动头人的勾结，增强国宝的统一，便利国内各民族人民的交往，恢复和发展新疆经济等方面，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的”。[48] 有学者认为，新疆建省“加强了我国从秦以来形成的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统一和团结”，理由如下:（1）建省后全疆设道府州县，在行政建置上与内地完全一致，使全国在行政管理上进一步统一起来；（2）建省后将原来以军府制为主体的多元化的行政体制，改为单一的郡县制，使军政大权归于巡抚；（3）建省后原有的札萨克和伯克制度得以废除，地方一切行政归地方官管辖，进一步加强了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4）建省促进了新疆和内地的联系，为新疆的社会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具体体现在下述方面:挖井修渠，招民屯垦，使生产迅速恢复；修筑道路，增开邮局，铸造钱币，促进交通和商业的发展；设厂开矿，改革生产技术，促进生产发展，抵制俄英侵略。[49] 对于建省后伯克制和札萨克制的变化，有学者的看法有所不同，认为建省后“逐步取消了伯克制，札萨克制统治则大大削弱了”[50]。

有学者谓，新疆建省是新疆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是新疆行政体制方面的一次重大变革，对于提高新疆的政治地位，维护祖国的统一，对于新疆增加抵御外来侵略力量，加强各民族间的往来和团结，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都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51] 有论者这样评价新疆建省:（1）“进一步削弱了地方封建割据势力，实现了新疆与国内其他各省行政制度的统一”，对于“防止帝国主义侵略者与地方民族上层中的反动头目相勾结、制造分裂阴谋，煽动分裂叛乱”，对于“维护国家的统一”，都具有积极意义；（2）消除了其他各省人民“前来开发边疆的人为壁垒”，关内民众大量移居新疆，对于恢复和发展遭到破坏的经济、对于保卫祖国西北边防，都想了重要作用”；（3）一些具有进步思想的内地民众移居新疆，“对于促进新疆地区反帝反封建斗争、对于全国革命运动的发展，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52]有学者指出，太平天国起义在13年后才波击到新疆，而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在一年之内就传播到了新疆，“事实雄辩地说明，新疆省的建立，使西陲边疆各族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同内地人民的斗争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