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初期 新疆的分裂与反分裂斗争
2009年07月07日 16:51 】 【打印0位网友发表评论

3.对敌斗争策略的调整

分裂暴乱虽平息,但伊犁的巩留、巩哈(今尼勒克县)、特克斯、昭苏、新源5县牧区的少数封建宗教上层人物仍蠢蠢欲动。为了震慑敌人,1952年2月2日,在巩留县对分裂暴乱分子举行了公判。随即在伊宁县各区乡对在逃分裂暴乱分子进行搜捕,至3月6日共逮捕了258名;13日,伊犁军区公开宣判了一批已逮捕的“大突厥主义伊斯兰党”骨干、“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分子等分裂势力首恶,公布他们的主要罪行,并号召各族人民积极检举揭发。这些措施有力地打击了分裂势力的气焰,牧区的社会治安趋于稳定,各族人民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变化。然而,在一定程度上也出现了打击扩大化的问题。

1952年5月7日,中共中央西北局从建立最广泛的反封建统一战线、做好争取各民族上层和宗教工作、争取和团结中立力量出发,对新疆牧区和半农半牧区的土改政策进行了调整,提出在游牧及半农半牧区一律不进行土地改革。其中涉及到对敌斗争的部分指出:已立项或破获的各类案件,要“认真研究材料。已经逮捕的人,迅速审查,凡无可靠材料的先行释放”。6月18日,中央支持西北局的意见,电告中共中央新疆分局暂停在北疆的镇反工作,“要求凡尚未逮捕人的地区,除现行反革命分子外,应立即停止逮捕;对已捕之人,一律暂不处理”。随后,在伊犁专区成立了“查处错案委员会”,自1952年12月至1953年10月,共复查案犯548名,其中经专区审查的488名中,原判正确者124名,占已审查案总数的25.5%原判基本正确,有部分材料失实,量刑偏重需减刑或可宽大释放者349名,占已审查案总数的71.5%;属于完全错判者15人,占已审查案总数的3%。同期,对错判和量刑偏重的予以纠正,可宽大的一律释放,部分错判的给予了减、缓刑期。

1954年,相关政策做了进一步调整。牧主经济实行“不斗、不分、不划分阶级”;民族区域自治、宗教信仰自由等被确定为政府在牧区现行政策宣传的重点。此外,在干部审查中,将曾参加过三区革命和“反蒋”斗争的各级干部列为不予审查历史情况的人员。次年,又制定了在牧区不进行“镇反”宣传,不进行集中搜捕对本地民族群众中曾有过犯罪行为,但近两年一直安分守法,只要群众不反对,一律不再处理的“慎重稳进”的方针,以及在牧区暂不提社会主义改造,不宣传合作化的政策。政策的调整有利于团结包括中、上层在内的民族各阶层人员,有利于建立更广泛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统一战线,有利于牧区和半农半牧区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但客观上也给一小撮分裂势力提供了蛰伏的机遇

4.平息乌斯曼及其亲信策动的暴乱

由于新疆是和平解放,在社会大变革中不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各地仍有少数顽固分子妄图依靠境外帝国主义势力,用武装暴乱的手段对抗新疆和平解放。主要有:1950年3—1951年9月发生在昌吉、奇台、哈密等地的乌斯曼、尧乐博斯、贾尼木汗等为首的武装暴乱;1950年7—11月,乌拉孜拜等为响应乌斯曼暴乱,在绥来(今玛纳斯县)、景化(今呼图壁县)、昌吉及乌鲁木齐南山一带组织的武装暴乱;1951年1—9月乌斯曼的亲信胡赛音、哈力伯克等在甘肃、新疆、青海三省交界处组织的武装暴乱;1951年3月至1952年9月乌斯曼之子谢尔德曼在镇西(今巴里坤县)、奇台、李远(今吉木萨尔县)、木垒县一带发动的武装暴乱。

这些武装暴乱主要由乌斯曼及其亲信策动,时间较为集中,暴乱的地域也主要在新疆东部的山区和牧区。暴乱分子流动性大,往往波及数县,且带有土匪流动抢劫的性质;首恶往往以氏族部落为单位,以教规为纪律,裹胁成千上万的牧民跟随其暴乱;此外,牧民手中保留了较多的枪支,暴乱团伙武器有来源,由此给局部牧区的社会稳定和畜牧生产带来严重的破坏。武装暴乱也提出了个别分裂性质的口号,如1950年乌拉孜拜在暴乱前即叫嚣要“赶走汉人、赶走解放军”,建立“哈萨克斯坦”,但从乌斯曼及其亲信所策动的武装暴乱的整体看,其主要性质是反对和阻挠新疆和平解放。对暴乱的围剿和平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新疆各族人民同国民党反动残余势力斗争的继续,是推进新疆各族人民的彻底解放。乌斯曼及其亲信策动的武装暴乱平息后,对于投诚的重要人员,人民政府根据党的政策分别予以了适当的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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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 梁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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