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胡适所说，二十年代，“不容忍的空气充满了国中”。这一切与“五四运动总司令”陈独秀等人启蒙下成长起来的“新青年”不无关系——“并不是旧势力的不容忍，他们早已没有摧残异己的能力了，而是来自一批自命为最新人物的人。”胡适所担心的是，“如果一个社会不容忍的风气造成之后，这个社会要变成一个更残忍更惨酷的社会，我们爱自由争自由的人怕没有立足容身之地了”。 （《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0册）

然而，早在1915年，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如此诠释个体解放与精神自由:“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我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绝不认他人之越俎，亦不应主我而奴他人；盖自认为独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

显然，陈独秀早先的这一主张与胡适奔走呼号的自由思想不谋而合:“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1930年）

孰料，当陈独秀成为新青年们景仰的导师之时，他已自封为真理的绝对拥有者，以致当日有志同道合者拂袖而去。二、三十年代，胡适偎心挂怀的是，只有每个人争自由，中国才会有自由；与此相反，陈独秀认为只有跟着陈独秀本人争自由，中国才会有真正的自由。

自由迟早是要到来的，然而不容辩说。在写给陈独秀的信里，胡适坚持即使是一个常识，每个人都应有机会自己判断，而非通过强力灌输。如其所言，“我的根本信仰是别人有尝试的自由”。

英人卡尔·波普尔有言，多见一只白天鹅不能证明所有天鹅是白的，因为只要有一只其他颜色的天鹅出现，“天鹅皆白色”这个命题就会被推翻。既然谁也无法保证此“真理的白天鹅”可以永远不被证伪，那么“非真理”、“非主流”的价值就有自我尝试的权利。换言之，人类没有一劳永逸的真理，只有基于经验与创造而生的源源不断的知识，人类只能“通过知识寻求解放”。

1920年9月，陈独秀发表《论政治》，公开与年轻十二岁的胡适决裂。九十年前的这场风云际会不欢而散，新文化运动从此绑上了政治的马车冲出了原有的跑道，其本质上是中国知识精英关于真理标准的一次分道扬镳。如果说陈独秀曾经代表着与帝王中国决裂的新青年的勇气，胡适则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新青年的灵魂。陈独秀一生滇沛流离，思想多有流变，至晚年重新回归五四时期民主、科学的立场，而胡适一以贯之地坚持自己最初的关于自由与容忍的理想。

亲历了二十世纪的风雨洗礼与返朴归真的中国人渐渐知道，真正政治文明必定奠基于生活文明之上。没有生活文明，政治文明就会失之空洞与轻佻。应该说，今日中国人多以生活诉求（而非政治诉求）为旗，为自己的权利奔走，它非吊诡而是真实地表明了中国的进步。正是这种对生活文明的琐碎而真实、循序渐进的追求与争取，在一点点锻炼中国的政治文明，推动中国积百年之沉郁的转型。

2005年9月15日，时值《新青年》创刊90周年。笔者相信，探讨“二十一世纪，中国需要怎样的新青年？”是我们纪念《新青年》最好的方式之一。应该说，在经历百年来的挫折困苦之后，对于中国人而言，心怀希望本身即是历史的酬劳。当“新新中国”劳力于还世界一个经济奇迹时，我们同样有理由对中国的“新新青年”劳心以待——立于历史之维，新新青年概是那样一些人，他们以朴素知识为信仰，以幸福生活为目的，视自己的前程为国家的前程，视自己的人格为国家的国格，既努力谋求自己的进取，又承认异己的自由；他们将秉承人类普世的关于自由与幸福的想象，在多元化与宽容精神的感召下，从今天起，做一个至“年老而勿衰”的世界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