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3月21日上午，幽静的岳麓书院敞开大门，长沙市军、绅、商、学、报以及各法团、公团的300多个代表鱼贯而入，作为观礼嘉宾，他们来此祝贺湖南自治法起草会议开幕。

湘军总司令赵恒惕代表军方表态:“余现为湖南总司令，若植党营私，保全位置，即是不能自治。”其手下师长鲁涤平更是坦言:“俟自治法实行稳固之后，吾辈军人，皆当退还田园，受自治法之保障。”

来自军方的保证，显然坚定了人们对湖南宪政自治的信心。开幕式结束不久，13名学者就关门谢客，在岳麓书院的书房内加紧起草自治法案。

总司令拍板立宪

赵恒惕，湖南衡山人，1908年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炮科第六期。留日期间，赵恒惕与“为民主宪政流血第一人”宋教仁、“中国联邦论的先驱”章士钊、以及“联治主义者”章太炎交往甚厚。身为一介武夫，赵恒惕却深受这些人的思想影响。

在湘军内部各个派系中，赵派军人职衔虽低，但大都是保定军官学校等军校毕业的新式军官，最具实力。而在为人处世方面，称赞者认为赵“性行清刚、识度宏旷”，诋毁者则认为他“为人刚愎”、“阴沉险诈”，但有一点毋庸置疑:做事果敢强硬。

1920年7月，湘军总司令谭延闿宣布湖南自治。随后决定召开会议，制定宪法。但是省内各派却为此争斗不已，数月之间无法决断，谭延闿迫于内外压力，让出总司令的职务，交给总指挥赵恒惕。

赵恒惕接任总司令后，先以快刀斩乱麻之势，在湘军内部武装“安内”，取得了军事上的相对统一。其后，他操纵省政府与湘军总司令部一起，“军民两署”议定“制定湖南省自治根本法筹备简章”，决定由省政府聘请具有专门学识之学者，负责拟出省宪草案，再交由各县议会推举的审查员审定，并提出修改意见，最后交全省人民直接投票公决。

这个《简章》从草拟到议会决议，带有明显的军人办事的特色——期间整个过程并未与任何公团协商，直到1921年1月15日正式公布时才在省署召集各公团代表开会。长沙《大公报》记载，会上，赵恒惕说道，制宪的问题，“经各位讨论甚是，我系军人，无多研究，总希望办好。但因求速之故，不能不勉强一点，各位意见，亦不能不酌量牺牲点”。说罢起身离席而去。

在赵的政治威权下，持续半年之久的争议被平定了，由政府操办，议会认可的“学者制宪”方案得以迅速实施。1月25日，省政府成立了“湖南制定省自治根本法筹备处”，聘请省内外的学者名流李剑农、蒋百里、彭允彝、王正廷等13人作省宪起草委员会委员。

3月21日正式开始起草，这些国内一流的宪政学者显然将此看作是开创纪元的大事，一些虔诚的起草委员甚至自比“美国制宪会议的先贤”，决心为湖南人民起草一部“根本大法”，以使湖南长治久安。

“枪杆子下”出宪法

要宪政，第一步就是要限政。而在湖南，集军政权力为一身赵恒惕，自然是限政的第一目标。但就在这些学者们起草宪法时，赵恒惕却能做到“未曾一至起草之地，且未曾一索阅其稿，以示大公”。

关在岳麓书院的起草委员们，用了近一个月的时间，按照主权在民和权力制衡的政治原则，完成了《湖南省宪法草案》等6种法律草案。

起草法案虽然进展顺利，但是却在审查阶段遇到了阻力。宪法审查委员会由各县推选的代表组成，大县2人，小县1人，全省150人。各路代表因为省议员的分配问题，争论不下，

不仅仅是省议员的代表问题，更大的争论还在于湖南到底要不要省长。支持者认为采取英法内阁制，行政由省长负责，可以解散议会。但反对派却认为如此一来，极容易变成省长专权，极力要求实行瑞士委员会合议制。这样，审查宪法，“3个月也未弄出头绪来”。

正在各派争论不休之时，湖北内部传出要求效仿湖南，“立宪自治”的声音，并请湖南方面派兵支援。赵恒惕考虑联合湖北可扩大湖南自治的声势，同时，也为了缓解湘军的财政危机，于是在7月26日，就任“湖南援鄂总司令”，进军湖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