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八年十月十日，徐世昌任总统后即下令南北休战，并在十一月欧战结束后获得广州军政府响应，双方派员共同组成专使团出席巴黎和会，颇合“兄弟 与墙而外御其侮”的古训。然而，历史的教训终敌不过党派乃至个人利益，于是专使团又在外国的宫墙里面“内讧”了。

中国专使五人，首席为北京前任外交总长陆徵祥，次席为广州非常国会副议长王正廷，而代表中方与日使争论的主辩手则是驻美公使顾维钧。争执的焦点是中国“不承认日本承继德国（在山东）的权利”，并要求和会按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维护国际和平的十四点主张，取消原北京政府与日本订立的密约。操纵和会的所谓四强。英法支持日本，美意同情中国，而主持和会的美国总统威尔逊的态度更属关键。梁启超于一九一九年三月中旬致，由巴黎致电汪大燮、林长民，报告和会上关于青岛问题的消息，是月二十四日《申报》载其电文如下:

“交还青岛，中日对德同此要求，而孰为主体，实为目下竞争之点，查自日本占据胶济铁路，数年以来，中国纯取抗议方针，以不承认日本承继德国权利为限。去年九月间，德军败垂，政府究用何意，乃于此时对日换文以自缚，此种密约，有背威尔逊十四条宗旨，可望取消，尚乞政府勿再受人口实。不然千载一时良会，不啻为一二订约之人所败坏，实堪惋惜。超漫游之身，除襄助鼓吹之外，于和会实际进行，未尝过问，惟既有所闻，不敢不告，以备当轴参考，乞转呈大总统。”

就在美国尚未对青岛是否转让给日本一事公开表态。中国外交似乎有利之际，王正廷突然致电上海报界，指斥专使团中有“某些卖国贼”。他攻击的首先是陆徵祥，自在意中，但他的“某些”一词的暗示，据来自广州的解释，则包括顾维钧和梁启超。梁启超在家信中说，此人“以为大功劳成就在即，欲攘他人之功，有恐功转为人所攘”，因此既排顾、陆，又株连及梁。

四月八日，张謇等发起国民外交协会，致梁一书，请其为该会代表，主持向巴黎和会请愿各事:“本会同人本国民自卫之微忱，为外交当轴之后盾，曾拟请愿七款 ，电达各专使及巴黎和会，请先提出，并推我公为本（会）代表”，“尽国民一分之责，谋国家涓埃之补救”。“兹特奉上中、英文请愿文各一份，务恳鼎力主持。” 自此，梁启超正式以民间外交家的身份在巴黎为中国奔走疾呼，制造舆论，报告和会动态。

四月下旬后，意大利因为对布姆的领土要求遭各大国拒绝，宣布推出和会。和会陷入危机，却给日本带来良机，日态度骤然变硬，威胁推出和会，美国决定牺牲中国。四月三十日，美英法意四国政府首脑秘密会议决定把德国在山东的侵略利益全部转让给日本。梁启超立即以国民外交协会代表的身份，致电他的密友汪大燮、林长民，报告这一消息，“汪、林两总长转外交协会:对德国事，闻将以青岛直接交还，因日使力争，结果为英、法所动，吾若认此，不啻加绳自缚，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全权（当然包括广州政府派出的专使王正廷——引注），万勿署名，以示决心。”此一则出于爱国心驱使，二则王正廷的无端污蔑也被洗清。林长民自然会意，得电立即捅给报界，时在一九一九年五月二日。（电文载《申报》1919年5月4日）

“五四事件”恰巧发生在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那天，属必然中的偶然。造成这种偶然因素很多，而梁启超从巴黎发回的现场报道，则无疑起了引爆作用。

北京学生受王正廷指斥的鼓动，相信陆徵祥、顾维钧都属于北京政府派入和会专使团内的“卖国贼”。陆徵祥作为袁世凯政府与日本签定“二十一条”的外交总长，有“卖国”的前科可征。顾维钧呢？他本是著名的亲美外交家，但据广州传到上海的消息，他即将与北京政府现任外交总长曹汝霖的三女儿订婚，即将转向亲日。谣言源自广州政权，顾是民初内阁总理唐绍仪的三女婿，时新丧偶，顾的回忆录也证实事实乃王正廷所传谣言。

中国人本有将“治国”视作“齐家”的延伸的传统。受《新青年》熏陶而自命“新潮”的北大学生，也没能脱出将家族利益作为判断国政是非尺度的成见。王正廷的指斥迅速引起北京学生的回应，进而查找政府中的“卖国贼”，确定为曹汝霖和驻日公使章宗祥便顺理成章。北京学生群情激愤，决定在一九一九年五月七日即袁世凯政府接受日本天皇关于“二十一条”最后通牒四周年那天，上街进行反对政府媚日卖国的大游行。岂知出于广州政权意外，经过林长民迅即将梁启超“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全权，万勿署名，以示决心。”的电报公之于众，竟使北京学生将在天安门前集会举行的游行示威的日期提前三天，发生了震捍中外的“五四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