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后事如何，就不是我们所应该所能够包办的了。（摘自《谈政治》，原载《新青年》8卷1号，1920年9月1日）

常有人说:白话文的局面是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闹出来的。其实这是我们的不虞之誉。中国近来产业发达、人口集中，白话文完全是应这个需要而发生而存在的。适之等若在三十年前提倡白话文，只需章行严一篇文章使驳得烟消灰灭，此时章行严的崇论宏议有谁肯听？……思想、知识、言论、教育、自然都是社会进步的重要工具，然不能说他们可以变动社会、解释历史、支配人生观，和经济立在同等地位。我们并不抹杀知识思想言论教育，但我们只把他当作经济的儿子，不象适之把他当作经济的兄弟。我们并不否认心的现象，但我们只承认他是物之一种表现，不承认这表现复与物有同样的作用。适之赞成所谓秃头的历史观，除经济组织外，“似乎应该包括一切‘心的’原因，--即是知识、思想、言论、教育等事。”“心的”原因，这句话如何在适之口中说出来！离开了物质一无论，科学便频于破产，适之颇尊崇科学，如何对心与物同等看待！！适之果坚持物的原因外，尚有“心的”原因，--即知识、思想、言论、教育，也可以变动社会，也可以解释历史，也可以支配人生观，--象这样明白主张心物二元论，张君劢必然大摇大摆的来向适之拱手道谢！！！（摘自《科学与人生观》序附注:《答适之》，原载《科学与人生观》，1923年，12月9日）

以武力排满的辛亥革命，失了国民革命的真面目。国民革命的目的物--外国帝国主义者与国内军阀--因而虐焰愈炽，在此虐焰之下忍受了八年（自辛亥革命至五四运动）的中国青年，受了欧战后世界革命的潮流，遂发生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重要的事实是:北京学生团三千余人，反对巴黎和约签字，民国八年五月四日，为外交的示威，火烧曹汝霖的住宅，痛殴章宗祥；六月三日，北京学生讲演团被捕者千余人，上海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工人罢工，要求罢免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并释放被捕学生，同时，南京、杭州、武汉、天津、九江、山东、安徽、厦门、广州的学生及搬运苦工先后继起，一致声讨卖国贼及排斥日货；至十日北京政府下令罢免曹、陆、章，上海始开市、开工、开课。

此次运动的优点是:（一）纯粹的市民反抗外国帝国主义之压迫，及以直接行动的手段惩罚帝国主义者之走狗--卖国贼；（二）随之而起的文化运动和社会运动，给旧思想以重大的打击。

此次运动的弱点是:（一）民族运动的对象，只是当时感觉最甚的勾结国内军阀段棋瑞之帝国主义的日本，而忽略了国际帝国主义者对华侵略之全部状态，……（二）群众中无有力的组织与领袖将此运动继续扩大深入到社会各阶级中被压迫的群众，在欧战后世界革命的大潮中，失去了被压迫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大爆发的机会，……

可是最后的五四运动乃是在欧战后世界革命的怒潮中和中国城市工业开始发展中（民国八年，西历一九一九年）发生的，因此，五四运动虽然未能达到理想的成功，而在此运动中最努力的革命青年，遂接受世界的革命思潮，由空想而实际运动，开始了中国革命之新的方向。

这新方向便是社会中最有革命要求的无产阶级参加革命，开始表现他的社会势力。

开始表现他的社会势力之无产阶级，无论在阶级斗争或民族斗争，他的力量虽然还幼稚，而在“只有失败而无妥协”这一点看来，这一个“革命阶级”的根性已充分表现出来。因此，这新方向的运动不过才开始进行，即已做出几个使帝国主义者惊心动魄的运动……（摘自《二十七年以来国民运动中所得教训》，原载《新青年》季刊，1923年12月20日）

*[这是从陈独秀的有关文章和通信中辑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