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武士阶级的文武合一思想
2010年03月21日 20:12 古代文明 】 【打印共有评论0

文武合一论中的道艺兼修思想

在江户前期,用儒家思想系统论述文武两道关系的还有贝原益轩(1618—1682年)。贝原益轩是近世初期著名的儒学家和教育家,著有《家道训》、《大和俗训》、《童子训》及《文武训》等,都是用平实易懂的语言写成,用于普通武士和平民教育;他的武士道思想主要集中在《武训》中。在文与武的关系上,也主张文武一途,以此来强调文道的重要作用,“文中有武,武中有文,犹如阴阳互为其根,故无文之武非真正之武”。而在文武之道与仁义之道的关系上,贝原益轩提出仁义为体,文武为用的思想。这种思想是建立在中国的儒学与日本的弓马之道相结合的基础上的。贝原益轩认为:天地之大,只有一道,无论是弓马之道,还是儒者之道,无论是中国的武道,还是日本的武道,都可以归结为人之道。而仁义之道是人道的根本,正如天道没有阴阳互动就不能运行那样,没有仁义之道,人道也难以成立。因此,文武之道也自然包含在仁义之道内,“以文悯人抚民乃仁也,以武制敌静乱乃义也。文武二道,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则难以修身治国平天下;故仁义为道之本,体也,文武乃行仁义之用也。仁义之道之外无文武,文武之外无法治无兵术。”。日本传统武士道在神道的影响下,一向把正直与诚实当作重要的道德信条,所以贝原益轩认为仁义之道就是正直无伪,是诚信。如果没有了诚信,无论古今中外,人道都不能确立“人道不立,武道难行”,这样即使有百万之兵,也不能取胜。“故兵之道,以仁义为本,以信服诸人之心”,进而强调武士如不以仁义为本,在战场上就不可能为主君行忠义、舍命死节,如此何谈武道。

总之,贝原益轩在阐述文武两道的关系时,完全抛开中国之道与日本之道、儒家之道与兵之道之间存在的具体差异,也不重视形成于镰仓时代,发达于战国时代,为江户时代所继承的武士的尚武风尚。而是“站在儒家圣人之道是天地宇宙普遍之道的思想立场上”,用中国的儒家道德来规定日本的武士道。

中江藤树和贝原益轩用儒家的知识和理论将武士基于经验形成的文武两道观改造成武家用以治国安邦的政治理论,形成文武合一论,特别是他们以儒家的仁义之道作为武士的行为规范和安身立命的基础,从而将经验的、粗浅的弓马之道、武者之习纳入到儒家思想体系之中。但是,武士在本质上是行动的,他们在信仰儒家道德的同时,也注重实践能力“艺”的培养。这与中国的士大夫不同,中国的士大夫往往注重高尚的道德和理论,喜欢空谈义理,而对于“艺”,不论文艺还是武艺都视为雕虫小技,不屑一顾,结果容易成为百无一用,没有实践能力的“书生”。正如明代思想家李贽所说:“平居无事,只解打恭作揖,终日匡坐,同于泥塑,以为杂念不起,便是真实大圣大贤人矣”。然而,一旦国家有缓急,“则面面相觑,绝无人色。

中江藤树等人作为武士思想家,在他们的文武合一论中不仅主张文武兼备,而且也强调道术兼修。因此他们虽然把仁义之道作为武士的修身立身之本,但是却丝毫不忽视“艺”或“术”的价值和意义,尤其是武艺的价值和意义,这是武士的性格和武士治国的本质所决定的。

中江藤树虽然肯定了文德、武德在文武两道中的核心价值,但对于因此就不需要文艺、武艺的想法,他认为是非常错误的。因为对武士来说文武两道不仅仅是理论问题,更重要的是如何去实践。这样就要求武士在仁义之道的基础上,精通文艺武艺,成为“本末兼备、多能的君子”。中江藤树又把作为实践能力的“艺”具体为“眼目手足工夫”。中江藤树认为中国战国时代的赵括尽管精通兵法,却打了大败仗,成为天下的笑柄,就是因为没有实践能力,“无眼目手足工夫”。于是他告诫武士集团:“先入真儒之门,明文武合一之明德而立根本之后,学军法之书,强化眼目手足工夫最为重要,此诚乃武家第一急务也”。

和中江藤树相比,贝原益轩又进一步强调了这种“艺”在文武之道中的价值。他的《武训》主要是用于普通武士的教育,所以对能够激发武士去实践和行动的“勇”以及实践能力的“艺”格外重视。对于如何辨析血气之勇和仁义之勇的区别,贝原益轩先从消极方面给勇下了一个定义:“误解勇的人,不应死而死,是背仁轻生,不孝也;无勇之人,应死而不死,是背义惜命,不忠也”。贝原益轩认为知仁勇是武德,“无武德则武道不立”,但是在实践武道过程中,如果没有不怕死的勇气,那么“知仁之道”就都不起作用了。而且仅有武勇而没有武艺也是不行的,虽然武德是本,武艺是末,但是“没有武艺则难以与敌战”,“不知弓马刀枪之艺,虽有德,难以临战取胜,故用兵作战,大将、士卒都不可不知武艺”。这种对“末”的重视,体现在武士的才干上,就是强调“术”的作用。武将领兵打仗必须具备义、术、勇、知,而义、勇、知是武士的道德基础;建立在道德基础上的“术”对战争取胜往往具有决定作用,“为战必有术,所谓术即布阵迎敌之法。不知战之术,难以胜敌。万事皆量术而成,战乃死生存亡之地,尤应知其术。无术战则必败”。

这种对“艺”和“术”的重视,反映武士注重实践,注重学习和培养与实践躬行一致的知识。同为统治阶级,中国封建士大夫由于科举制度的消极作用,“所产生的人才都是些与实际完全脱离关系能说不能行的书生”。这也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对外患毫无积极办法的一个重要原因。

幕末武士教育中的文武合一论

江户时代,尽管实行以武力为重心的封建统治,但文治主义的兴起,加之长期的和平环境,使武士阶级沉溺于太平之中,“近世士风日下,先流于骄奢,终陷于懦弱,以至丧失礼义廉耻之心”。到江户后期,这种现象更趋严重。由于承平日久,武士怠于武艺,柔靡脆弱,如同女子。不修武德,见利忘义,如同商人的武士何堪国家“干城之用”?对此,许多兵学家和儒学家都深感忧虑,他们为挽救这种衰退的士风,纷纷著书立说,主张在文武兼备中,加强尚武教育。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精通文武之道的武士教育家斋藤拙堂(1797—1865年)。

斋藤拙堂著的《士道要论》提出文武平行论:“夫文武之道,二而一,一而二,有武才可施文德,有文才可建武功;流于文人之文,不知经纬天地之文,乃不知文也。偏武人之武,不知神武不杀之戒’乃不知武也,这都不能说是真正的文武之道。真正的文武之道,所谓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舍一则不能行飞也”。在斋藤拙堂看来,文人之文不是文道,杀伐之武也不是武道,而真正的文武之道建立在圣人之道基础上,做到文武合一,文武并用,这种文武并用之道是武士修身治国的依据。“工匠建房以规矩,医师治病以药方;岂士大夫治己治人无法耶?依圣人之道,文武并用实乃长久之道也”。

斋藤拙堂认为:武士为四民之首,上侍奉主君,下管理百姓,“国以士立,士以气立”,因此武士的风尚、风气如何,关系到国家的盛衰。士风健康的标志,在于武士以礼义廉耻为宗旨。当前之所以士风日下,是由于不知文武并用之道,尚文轻武,使很多武士变得文弱无能,胆怯无耻,从而丧失了礼义廉耻之心。“作为武士,在关键时刻,一步不退,在主君马前战死,是其第一职分,也是最高的荣誉”。武士为履行其职分,就必须经常保持质朴刚毅之风,涵养不怕死的勇气。“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拙堂告诫武士只要经常以孟子的这句名言为护身符,保持勇敢的尚武精神,就不会丧失礼义廉耻之心,而不失廉耻之心,则礼义之心可成。这样才能保持家国的永续,实现武家社会的“长久之道”。

显然,斋藤拙堂的观点与江户初期中江藤树的文武一途论有相同之处,但是中江藤树主张文武一途论的目的是制止战国以来的杀伐遗风,加强武士的文道修养。而斋藤拙堂所处的时代已承平200年之久,社会流于文弱,士风不正,因此拙堂的文武一途是以武道为主导,强调武道在治国安邦中的价值,意在批判尚文轻武的社会风气,主张加强武士的尚武教育。

武士阶级主张知行合一,实践为本,因此文武兼备,以武为尚不仅是理论认识,更是如何实践的问题,因此要在实际教学中加以贯彻。在江户后期,将文武合一作为教育原则,并产生重大影响的是幕末水户学中的“文武不歧”论。“文武不歧”是水户藩校学则《弘道馆记》中的重要内容。儒学家藤田东湖(1806—1855年)在《弘道馆记述义》中,从治国之道和武士修养方面系统地阐述了“文武不歧”的看法。

藤田东湖从日本独特的国体和尊皇论出发,认为天皇所以“照临六合,统御宇内者,未尝不由斯道也”。所谓“斯道”,即敬神、爱民、尚武。藤田东湖认为文武两道是日本的神圣建国之道。按“斯道”治国安民,“皆文能附众,武能威敌,国运之盛,赫赫如日之升也”。而中世以降,由于“斯道”衰退,“将相异职,文武背驰,公卿软弱乎不知兵。源、平互起,皇室陵夷,天下大权遂移于武人焉”。“天地之有阴阳,阴阳并行,而年谷丰饶;文武并举,而天下义安”。藤田东湖认为朝廷代表“文”,幕府代表“武”,这样,文武合一论就为水户学的尊皇论和公武合体论提供了思想基础。

藤田东湖的文武论不仅注重治国的文武之道,而且也重视武士个人修养的文武之道,他认为虽然二者有大小之分,但却无轻重之别,“盖文武之道,各有大小,经纬天地,克定祸乱,是其大者。读书挟册,击剑奋矛,是其小者。然书册所以讲道义,剑矛所以炼心胆。心胆实,而后可以临难制变,道义明而后可以修己治人”。东湖的这种文武论进一步反映了日本武士阶级在思想和行为上注重实践、注重行动,在教育上注重实践能力培养的特征。

《弘道馆记述义》是幕末水户学的经典著作,为众多维新志士所爱读,它的尊皇论、文武合一论等思想不仅为明治维新提供了理论武器,而且为维新志士推动王政复古和明治国家实施征兵制做了理论上的准备。

总之,虽然文武兼备历来是中国儒学要求封建统治阶级所应具备的理想人格,但在实践中封建统治者因立足于以文治国,常失之于重文轻武,故面对外敌入侵,总是陷入被动,任人宰割。而日本武士阶级因立足于以武治国,即使在和平的历史条件下,依然主张文武兼备,肯定尚武精神的价值。尽管长达200多年的和平使武士阶级出现了怠惰、文弱和丧失质素精神等现象,但是文武兼备始终是武士阶级认为统治阶级所应具备的重要品质。特别是在思想领域,无论是正统的儒家思想,还是非正统的各思想流派,都强调文武兼备的价值,并认为保持尚武精神是武士阶级的本色。正因为日本武士阶级在学习和修养上重视文武兼备,追求尚武精神,所以当日本在幕末受到西方列强的冲击时,重视文武合一的武士阶级,凭借以儒学为核心的文道修养,‘使其具有了接受西方近代思想的文化基础;而其尚武精神则使他们保持了军人的危机意识、应变能力和刚毅的作风。可以说兼具“坐而论道”的文和“起而实践”的武,正是日本武士在幕末维新中能够认清国际国内形势和果断采取行动的力量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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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志 编辑:刘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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