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协议把汪精卫想象过的一点点自由也完全剥夺了。在此基础上成立的政权注定彻底沦为日本政府的鹰犬。如果脱离重庆后的汪精卫还可以用谋求救国来自我安慰，那么面对如此苛刻的卖国条款还可以签下自己的名字，已经放弃了作为中国人起码的尊严。

令汪精卫始料不及的是，1月3日，被日汪双方视为最高机密的《日华新关系调整纲要》初稿竟然被香港《大公报》刊登出来。汪精卫集团一下子成为有良知的中国人一致口诛笔伐的众矢之的。

1940年里，人们的抗议声并没有使汪精卫产生丝毫的顾忌和不安，他在人们的注视中越走越远了。3月底，汪伪政权几经周折始告建立。今天的南京市政府前，还竖立着“还都纪念塔”，它见证了汪伪政权的开场与落幕。这个所谓的国民政府还都典礼，没有一个外国使节前来祝贺，甚至日本方面也没有派官员出席。刚刚结束仪式，汪精卫就碰到一件极其尴尬的事情:这一天，伪政权中央党部悬挂的旗帜，没有像日本人要求的加挂三角黄布飘带，竟引来日本士兵的枪击。汪精卫只好下令将旗子降下来。

早在伪政权成立之前，汪精卫就在日本人授意下，成立了所谓的中国国民党特务委员会，在上海极司菲尔路76号。“特工总部”主要负责保护汪伪高层人员的安全，同时破坏重庆政府潜伏在上海的中统和军统特务机关，并大肆镇压抗日力量，迫害进步势力。当时76号是人们眼中的魔窟，哭闹的孩子听到大人说“再闹，给你关进76号”，会吓得哑然失声。

自从成立伪国民政府以来，汪精卫还没有什么值得日本人夸赞的表现。他急需一次运动来强调自身的存在。1941年7月1日，日汪开始所谓的清乡。首先进行的是军事清乡，其最大目的就是剿灭沦陷区的新四军等抗日力量。

接着进行的是政治清乡。他们逐户摸清户口，建立保甲制度，颁发良民证。以此作为清查抗日人士，打击抗日武装的手段。日汪之间，为了在清乡中相互配合，还签订了《清乡协定》。规定清乡以“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原则进行，军事由日方负责，政治由汪伪负责。为了表示对清乡工作的重视，汪精卫多次视察清乡地区。据说他每到一处，只问两个问题，“你这里清乡前后人口有没有增加？”“税收有没有增加？”接待他的官员们当然知道怎么让他开心，索性信口将一干数字吹得天花乱坠。

汪精卫把经济清乡解释为“改善经济”，这里指的当然不会是改善老百姓的经济。而是凭借着军事上的威慑力，抓捕进步抗日民众，并大肆搜刮、抢掠民间财物，以致人们说清乡就是“清箱子”。

1942年5月，汪精卫抵达伪满洲国进行访问。他恭恭敬敬地拜会了溥仪。

其实这溥仪与汪精卫彼此并不陌生，这位伪满洲国皇帝的生身父亲正是当年汪精卫为“不负少年头”而决意冒死刺杀的摄政王载沣。30年过去了，这个早已习惯了点头哈腰的汪精卫，心中再也没有“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的豪情了。

随着日军战线的不断扩大，对于军事物资的需求更加紧迫。1944年里，汪伪政府有了一项新任务——共同回收金属。街上不时传来敲敲打打的声音，明眼人清楚，这样的闹剧之后，必是临近败落的收场。

3月，这场卖国闹剧的谢幕已经开始。由于陈年枪伤发作，汪精卫前往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医学院救治。11月10日，汪精卫病发不治，死于日本。

1945年8月14日，日本天皇公布《停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两天之后，陈公博召开临时会议，伪国民政府宣布解散。

真正收获残局的人是蒋介石。国民党接受了汪精卫的伪军22万7千人，加上杂牌军70万，实际上有100万之众。其中的30多万都被国民党收编，成为随后反共反人民的一支武装。

汪精卫死后，尸骨被葬在南京的梅花山。1946年1月21日夜，南京国民政府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命工兵炸毁汪精卫的墓，将他的尸体火化。后来在墓地旧址上修建起一个亭子，供游人歇息。直到今天，来梅花山游玩的人还会不经意走进这个亭子休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已经不清楚，那些楹联上的文字中埋藏的那段沉重往事了。

往事如烟——人们无法选择生存的时代，却可通过自己的作为，在人生舞台上选择如何被历史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