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6日，蒋介石应汪精卫之请，单独与他会谈半小时。这也是两个人一生中最后的一次会面。这对十几年来不断地打打闹闹、分分合合的政坛宿敌，异常平静地分道扬镳。谁也不知道他们谈了些什么，那天晚上，蒋介石在日记中只简短地写了一句:“上午，与汪谈党政问题……”

当晚，重庆的文艺界人士公演话剧《中国万岁》，鼓动抗日热情。而汪精卫的住宅里，门窗紧闭，只有隐约的灯光透露着阴郁与不安。

机场，第二天上午9点钟。飞机平稳地向南飞去，山城重庆被云雾遮盖，渐渐依稀。此时的汪精卫还不知道，他正在与自己曾经光荣的历史挥手作别。

河内“艳电”投敌成立伪政权

1938年12月22日，日本近卫文磨首相第三次发表对华声明，表达了日本政府在一如既往地以武力打击中国的抗日力量的同时，与中国所谓同感忧虑、具有卓识的人士合作，为建立东亚新秩序而迈进的决心。此时的汪精卫刚到越南河内，由于心神不宁摔伤了腿，养病期间，他看到近卫声明。虽然对于声明的含糊其词并不满意，但事已至此，汪精卫也只好发表声明响应。旧时发电报时有韵目代日的习惯，29日是以“艳”字代替，后来它被人们叫做“艳电”。在这封电报中，汪精卫表示可以就近卫声明中所谓“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提携”的原则为根据，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他甚至说，中国抗战的目的在于谋求国家的生存独立，如果接受日本的条件，中国可以保全下来，那么抗战的目的就已经达到了。

1939年1月1日，重庆及全国各大报纸在元旦祝辞的旁边，都登载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永远开除汪精卫国民党党籍，撤消其一切职务。”的消息。

1月2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在重庆接见外国记者，严正指出汪精卫的卖国行为“既不能破坏中国内部之团结，亦不能损害中国抗战之力量。”同日，《新华日报》发表题为《汪精卫叛国》的社论，揭露汪精卫的卖国罪行。

此时，身在河内的汪精卫感到从未有过的孤独和寡助。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脱离了重庆，在河内过的这孤独的正月，这在我的一生，是不能忘却的。”

1939年的越南还是法国在远东的殖民地。3月20日深夜，河内高朗街27号的一幢花园洋房里，发生了一起枪击血案。6名刺客手提冲锋枪破门而入，他们一路开枪射杀，直奔三楼的一个房间，见房门紧锁，就用铁器凿开一个洞，由此向室内扫射，直到射完最后一颗子弹。闻讯赶来的法国警察惊讶地发现，倒在血泊中的是几个中国籍人士，原来发生血案的正是逃离中国内地数月的前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的寓所。

汪精卫自己曾经是一个刺客，一生中也遭遇过多次暗杀，这一次河内遇刺是最令他震惊和伤感的。他视若如子的亲信部下曾仲鸣，在枪击中腹部中弹十多发，形同蜂窝，于次日下午不治身亡。重庆方面突然采取这样一个霹雳的制裁手段，刚好提供给汪精卫离开河内，到沦陷区一个很好的借口。

为了说服日本政府，1939年5、6月间，汪精卫决定带着亲信赴日，就建立政权事项，进行具体磋商。飞机在横滨机场降落。这样汪精卫得以回到当年追随孙中山先生战斗过的地方。汽车驶过大森，汪精卫喃喃自语。当年，和他一起加入同盟会的陈天华就是为抗议日本政府取缔中国学生的爱国行动在这里的海岸边投海自尽。而今的汪精卫，又是以怎样的心情遥望那片海呢？

不久，日本五相会议对汪精卫作出答复，规定新政权如沿用青天白日旗，须在旗帜上附加一块三角形黄布片，上写“反共和平建国”等字样。对于旗帜上的布条，连周佛海也认为不能容忍，叫它“猪尾巴”。后来，这条滑稽而多余的猪尾巴，成为国人抨击和嘲笑的对象，它也无情地隐喻了汪精卫伪政权在抗战历史中的可卑地位。

千夫所指终落得可耻下场

1939年新年的前一天，汪精卫集团和日本特务机构好不容易签订了秘密协议。因为方案中有很多处过于苛刻的条款，很“不好看”，与会人员还必须在这张纸上签字，保证永远不将方案内容对外泄露。《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规定如下:

(1)中国承认满洲国。(2)在新的国家外交恢复以前，维新、临时两政府经办事项，由中央政府加以继承。(3)确保日本在中央政府外交、教育、宣传、文化以及军事等各方面的权力和合作关系。(4)承认日本在内蒙、华北、长江下游、厦门、海南岛及其附近岛屿的政治、经济以及对地下资源开发、利用的权利；承认在以上地区的防共和治安的驻兵权，以及与驻兵地区有关的铁路、航空、通讯、港湾和水路在军事上的要求。(5)在中央政府及各级机构中聘请日本军事、财政、经济、技术顾问，以确保上述条款的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