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抗战舞台上，一个人的出演短暂而醒目:由辉煌于世到不齿民族不过数年。这就是曾写出豪迈心志“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以“精卫”自励的那个汪兆铭。

这位追随孙中山20年，在国民党内地位仅次于蒋介石的副总裁，开门揖盗，与日寇沆瀣一气，令中国抗战大局出现了超级震荡。

脱离重庆政府的汪伪政权在战火里飘摇了不过5年光景，随即瓦解冰消。汪氏一生的抱负转眼即成春梦。

“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汪精卫本名汪兆铭，幼年时家境贫寒。十三四岁的时候，父母相继亡故。他在长兄的管教下长大。1904年，21岁的汪精卫通过考试，取得了广东省公派赴日本学习法学的机会。

一年后，汪精卫第一次见到了从法国辗转到达日本的孙中山。从那时起，他一直追随在这位革命先驱左右长达20年。孙中山创建中国同盟会。汪精卫与黄兴、陈天华等8人一道被推为同盟会会章的起草人。汪精卫也是同盟会刊《民报》的主要撰稿人，在早期推翻满清政权的斗争中，以满腔热情和洋溢的才华为革命呐喊，并取笔名“精卫”，用精卫衔石填海的精神自勉。

由于孙中山组织的多次起义连告失败，革命一时陷入低潮。1909年汪精卫发起成立一个暗杀团体，准备直接攻击清朝权贵。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1910年1月中旬，汪精卫、陈璧君等人悄然来到北京。4月2日夜，汪精卫一行三人潜伏在摄政王载沣每天上朝必经的银锭桥畔埋置炸弹，不料被人发觉。清政府民政部警察追查14天后将他们捕获。汪精卫最终被判处永远监禁。

在狱中，他有足够多的时间写诗。汪精卫写出过“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武昌起义爆发后，清政府迫于压力决定特赦政治犯，汪精卫等三人得以释放。走出牢房的汪精卫发现，自己已经成为新生的中华民国家喻户晓的大英雄。

有人说，孙中山1925年病逝，是汪精卫生命中又一次重大转折。由他草拟的孙中山遗嘱，在孙中山去世后被处处遵奉，其中“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更是成为妇孺皆知的政治格言，这为汪精卫在国民党内赢得极高的政治资本。但这个能干的写手却并没有控制军队的能力，也缺乏政治斗争的经验。在堪称枭雄的蒋介石无可阻挡地异军突起之后，已成为汪精卫政治生命中的宿敌。有知情者戏说，汪精卫虽出生在广东，原籍却是素以师爷著称的浙江绍兴。他的父亲和哥哥都是游幕于乡间衙门的幕僚。虽然比起父兄来，汪精卫的政治舞台要大得多，但他最胜任的还是笔杆子，不是枪杆子。

对于纷扰的战事，汪精卫很善于表现出文人的悲悯，这比蒋介石的冷静更容易使人印象深刻。曾出任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的高宗武是一个坚定的主和派，他承担了暗中与日本密谋和谈的主要工作。他曾对一位相交甚欢的日本人表白说，自己之所以和汪精卫成为所谓和平反共的同道，是因为面对战祸，蒋先生冷酷，而汪先生温暖。

促蒋议和失败走向单独媾和

初期，中日两国在上海交战，汪精卫称“军事上不抵抗，则外交无进行可言；而外交上得力，亦可使军事胜利更有把握。”他还赞扬十九路军将士“明爱国之义，尽守土之责”。

但其后中国军队频频受挫。有人告知汪精卫，这是由于日军的炮火射程远，火力大，中国官兵难以招架。这个消息给了汪精卫极大的刺激。随着战事的深入，他越来越觉得前途暗淡，终于不再提及抵抗，而认定要利用外交手段，通过对日妥协和政治交易来谋求和平了。

1937年秋，中日战局的幕后出现了微妙时刻。55岁的国民党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汪精卫听到了一个让他为之兴奋的消息:10月21日，日本外务大臣广田弘毅对外发表讲话，表示愿与中方交涉和谈。

11月5日，国民政府国防最高会议主席蒋介石接见了肩负具体调停工作的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陶德曼转达了日方提交的七个所谓和平条件，内容包括:内蒙自治；在华北建立非军事区，成立亲日政权；扩大上海非军事区；停止抗日；共同反共；减低日货关税；尊重在华日侨的权利。对此，蒋介石表示难以接受。对于蒋介石不肯接受和谈，汪精卫很是不解。

一个星期之后，南京陷落。日方认为又增添了要价的砝码，他们乘机追加了四项新条件，不仅要求经济赔偿，更提出“在必要地区设立‘非武装区域’，并在该区设立‘特殊机构’，也就是政权”。如此苛刻的亡华条件，根本无视国民政府的存在，公然分裂中国，蒋介石表示“决无接受的余地”。

几度往复之后，虽然汪精卫和当时的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都力主和议，但蒋介石终于没有下这个决心。如此结局让汪精卫颇为失望。

1938年的10月里，战事上频传着坏消息。广州和武汉相继沦陷。眼看脱离重庆，另立政府，单方面同日本和谈已成定局，汪精卫一度犹豫起来。此时，汪精卫的周围亲信对密约的内容都表示可以接受，而对于是否出走重庆意见不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