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汪伪政权性质问题

与会学者对汪精卫政权的性质有比较一致的看法， 即汪伪国民政府是日本武力下的傀儡政权。学者们从经济政策、鸦片毒化政策及与日本关系等几个方面进行了阐述， 提交的论文有上海复旦大学黄美真的《抗日战争时期日伪对华中沦陷区的物资统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王士花的《从汪伪政权的金融机构及金融政策看其傀儡性》、上海市档案馆陈正卿的《日本华中“毒化政策”和汪伪政权》、南京大学朱宝琴的《汪精卫和大东亚会议》等数篇。

另有学者对近来海外一些认为汪伪政权“不完全是傀儡政权”的说法进行了评论。针对“我们可以发现， 中国的局面变成了一个三头马车， 一个是汪政权， 一个是重庆政权， 一个是延安政权， 三方面彼此运用来与日本作战， 合纵连横， 使得战局显得非常微妙”，“因为汪政权的出现对日本来说， 有一定程度的牵制作用”这样的说法， 曾业英在文章中指出， 这种说法没有事实根据， 是一种“抽象推论”。他认为抗战时期日中之间首先是一个侵略与被侵略的双边对立关系， 先是国、共联合对日双边对立关系， 后来出了个汪伪政权， 演变成国、共联合对日、汪联合的双边对立关系， 这是最主要的关系， 其他任何关系都是次要的， 都必须服从这一关系， 都受这一关系的制约。“重庆政权、延安政权彼此运用来与日作战是存在的，因为它们同处抗日阵营， 但汪伪政权能与其他任何一方彼此运用来‘与日本作战’吗？ 有这样的事例吗？”

蔡德金在他的发言提纲中谈到汪伪政权的性质时也指出， 有人对他讲:“抗战时沦陷区的上海还是很安定的， 经济发达。”似乎据此就应该对汪政权加以肯定。蔡说， 持此意见者“对沦陷区的情况一无所知”，“当时的经济繁荣有多种原因， 其中重要的一条是重庆国民政府始终保持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维持法币和外币的比价”。而且实际情况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日军对占领区实行了残酷的物资掠夺， 从此上海人民的生活苦不堪言。江苏的苏常太地区盛产粳米， 日军通过汪伪政权， 将22 个县的粳米定为军粮，中国人民只能吃籼米， 米粮不能自由运输。北平和天津， 老百姓吃的是混合面， 还是定量供应。

四 其他问题

学者们在围绕上述问题热烈讨论的同时， 也对汪伪政权相关的问题作了一些细致的研究和分析。其中杨天石提交了《打入日伪内部的国民党地下工作者——略谈何世桢、陈中孚与陆玄南》、邵铭煌提交了《战时渝方与汪伪的地下斗争: 以吴开先案为例》， 前文通过对何、陈、陆三人在抗战中的身份变化和行为的追踪， 力图说明现在对汪伪政权的许多方面还应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而后者的主旨正象文中所指出的，“沦陷区的地下抗争， 则有如一处暗角，久不为人所注意”。“冀望更多人延伸触角， 探索地下斗争层面， 推动汪政权研究趋于多面向， 以建构史实全貌”。

台湾学者张力在《汪伪前期海军人事分析》一文中查阅了大量的史料， 对汪伪海军人员出身背景作了研究， 指出:“他们大多数是在汪伪政权成立之前， 即已选择其立场。”一些人在请求汪伪海军收录时不免有些“和运日展、百废俱兴”、“献身海军、力图报效”等字句， 同样也有人“不讳言为生活所困， 愿意贡献所长， 换取一家温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的汪朝光的《抗战时期伪政权高官出身背景的统计学分析》一文是对各伪政权官员的人事研究， 经过统计分析他得出若干结论， 其中有: 这些高官“留日比例较高..也显示出留学教育经历与个人的政治态度有一定的正相关性伪政权高官中尚无黄埔军校出身者， 真正属于与蒋介石有个人亲密关系或国民党主流派者亦为罕见。表明国民党作为执政党， 蒋介石作为国民党的领袖， 在抗战时期对其下属仍然具备相当的凝聚力和控制力”。台湾学者许育铭把他在日本所见的有关汪政权的研究状况结成一文在会上作了发言， 比较充分地反映了日本学者对汪伪政权的观点。

会上的发言及论文， 此处不再一一赘述。时过半个世纪的今天， 我们如何来看待抗战时期的汪精卫及其“和平运动”和汪伪政权， 这个问题在今天能够再拿出来讨论， 应该讲是有一定的时代背景和国际环境的。与会学者一致认为对汪精卫和汪伪政府的研究要进一步深入、切忌简单化和表面化。大陆和台湾学者表示要加强这方面研究的学术交流， 其中也包括资料和档案的交流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