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的叛逃、和平运动、汪伪集团
2009年12月06日 20:53凤凰网历史综合 】 【打印共有评论0

二 关于如何评价汪集团的“和平运动”

从一般的概念来说,“和平运动”是指在全面抗战爆发后, 汪精卫集团希望运用“和平”手段与日本达成妥协, 停止中日间的大规模战争。“和平运动”由汪精卫集团中的部分成员和一些期望与日本实现“和平”的人结成的“低调俱乐部”发韧, 运动以汪精卫出逃河内而至成立伪国民政府为一大成果, 且一直被汪和其追随者运作至伪政府垮台。在会上有学者提出对“和平运动”的性质不能一言以蔽之。

台湾学者胡春惠在他的发言提纲中分析了汪精卫“主和”思想的转变, 认为中日之间实力差距太大, 且中国内部派系“各怀鬼胎,根本没有抗日的准备与把握”, 是汪倡导“和平”的主要时代背景。他认为“在中国历史上, 凡是对外主战的多半被捧为英雄, 而主和的却常遭被骂为媚外的汉奸甚至被骂为狗熊”。汪精卫是一个悲剧人物, 他的不幸不仅是在抗日情绪的高潮时代脱离了抗日阵营, 与当时高昂的抗日民族主义的潮流相抗衡, 而且也未熟读历史汲取教训。胡春惠在会上发言说:“我有一个观点还是要坚持, 就是汪精卫在1938 年以前的低调俱乐部时代, 他的出发点还是爱国的, 是一种和平的试探。直到1938 年春天以后, 他才开始把‘和平’运动与他的私心与欲念结合起来。”他还说, 汪精卫是汉奸, 但我们不能因此就不要他, 不把他当做中国人看, 就是我们民族的不肖子孙的话, 最后我们还是要把他当我们民族的子孙, 因此我们在批评他、骂他汉奸的同时, 也应给他一点同情去了解他何以成为这个样子。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的曾业英对最近一段时期海外学者对汪精卫“和平运动”的重新评价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他具体对海外学者王克文发表的《战争与和平: 试论汪政权的历史地位》(台北“国史馆”馆刊复刊第22 期) 一文作了评论。王文说汪政权的和平运动“虽然没有成功, 但是和平的努力不应该被否定, 甚至因此而被视为汉奸”。其理由是“如果我们不从中国本位的民族主义以及知道中国最后会胜利的后见之明来看, 在抗战的过程当中, 中日关系的确有和平解决的可能..因为以中国的角度来说, 如果太平洋战争没有发生, 显然抗战的前景并不乐观”。曾业英在自己的文章中反驳了王的观点, 他指出: 我们讨论历史问题的绝对要求是从事实出发, 王文“如果太平洋战争没有发生”的立足点是空的, 没有讨论的基础。“抗战时期, 中日两国相争, 各有自己的民族主义,不是中国的民族主义, 就是日本的民族主义。同样, 和平也有中国所需要的和平和日本所需要的和平之分……‘不从中国本位的民族主义……来看’云云, 岂不是要我们从日本本位的民族主义看问题?认同日本本位的民族主义的和平?难道这样的和平是我们——中国人——应该肯定的吗?”他在文章的最后说:“战争也罢, 和平

也罢, 除取决于政治、经济及国际环境等因素外, 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 就是民众的诉求的制约, 并不是哪个人说战就能战, 说和就能和的。”

与会学者就这一主题展开了的热烈的讨论。台湾学者邵明煌指出: 在全面抗战初期汪精卫曾发表了许多言论, 大陆学者往往引用两三篇他的讲话中的言论就来论定他是卖国的汉奸, 这并不是一种很公正忠实的、学术的论述。他说, 他个人曾粗略地读了一遍汪在抗战初期各种场合的讲话, 认为从他在1938 年10 月底广州武汉沦陷前的言论来看, 看不出来他就要卖国、作汉奸。当然言论也不能完全表现他的作为。中国人民大学的张同新指出:“和平运动”与“投敌”应区别看待。汪精卫叛国投敌并不是那一天就决定了的, 这有个很长的思想过程。任何人思维如果超越了当时的历史条件的许可, 违背了当时民族的共同的要求, 就导致了站在人民的对立面。

抗战爆发后, 至从重庆出走, 汪认为这是和平运动的一部分,但这个时候的和平运动已经不适应全国人民的要求, 因为日本对中国已经是步步进逼, 全面侵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的扬天石说: 对汪伪集团的研究要深入进行。最近对汪伪的研究有偏差,在香港、台湾、日本和欧美有言论, 认为汪精卫不是汉奸。我个人不赞成这种言论。抗战时期当汉奸的人虽有各样的理由, 却都说自己是为了“救国”, 但中国有句古话叫“立身一败, 万事瓦砾”, 这很典型地反映了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和气节观, 这一点是不能动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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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 蔡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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