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抗日战争研究》

1938 年12 月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携周佛海等人由重庆出逃河内， 响应日本首相近卫的诱降声明， 发表“和平建议”， 公开背弃国民政府， 以后又与日本签订“密约”出卖中国利权， 至1940 年3月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 沦为日本帝国主义傀儡， 彻底走到了民族敌人的立场上。汪精卫出逃及其后建立伪国民政府是中国抗日战争中的一次重大变故， 由于汪伪所作所为并非中国抗战的主旋律， 且其政权汉奸傀儡性质也无庸置疑， 这一课题成为海峡两岸的治史者不愿多费笔墨， 但又不得不涉及的一节。但是随着抗日战争史研究的深入以及多半个世纪后国际形势变化的影响， 这一课题却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

今年9 月29 日至10 月1 日， 在北京怀柔举行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主办、台湾《近代中国》杂志社协办、美国黄兴基金会赞助的“抗日战争时期的汪精卫与汪伪政权座谈会”， 海峡两岸共有30 余位学者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是海峡两岸史学界对汪精卫及其伪政权进行的首次专门座谈会。

在会上， 有几个议题成为与会者讨论的热点， 其中包括汪精卫集团卖国投敌的成因， 对汪精卫等人发起的“和平运动”的评价， 汪伪政权的性质等。其他诸如汪伪政府人事结构、汪伪政权内部的国民党地下工作者等问题， 与会者也进行了深入广泛的交流。

一 关于汪精卫叛逃的原因

在目前大陆的研究成果中， 汪精卫叛逃原因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编写的《日本侵华七十年史》中总结的已经相当明确:汪精卫集团投日是因为“一、他们的民族失败主义恶性发展， 他们完全为日本侵略者的暂时胜利吓破了胆二、汪与蒋争夺权利的矛盾以及在‘和’‘战’问题上的政策分歧日趋尖锐， 汪急于另谋出路三、日本的诱降目标日趋集中于汪精卫集团， 汪等也从半推半就发展到积极卖身”。这一结论基本代表了大陆学者的多数意见。

在这次座谈会上有学者对汪精卫投敌的成因也提出独到的见解。台湾学者蒋永敬在他的论文《汪精卫的“恐共”与“投日”》中首先追述了汪氏“恐共”及其与之相关联制定对日政策的历史， 认为1935 年后汪致力于中日德意建立联合“防共”阵线。在抗战爆发后“汪认为中国只能被动作战而不能自动言和。中受了共产党的‘抗战到底’的口号所害”。显然， 作者在这里强调了汪氏的“恐共”与其“投日”的关联， 并引用蒋介石的话，“实犯了‘恐日’、‘恐共’之病”。作者最后还指出在国民党内部患“恐共”病的人还大有人在， 只是没有和汪精卫一道出走， 并举国民党在嗣后召开的五届五中全会上通过的《防制异党活动办法》来说明“显为纾解内部‘恐共’心理，出于‘自救’的需要”。作者很注意研究汪氏投日动机的一个侧面，对于传统的汪氏出逃动因可以算是一种补充。来自台湾的另一位学者林能士则从研究方法上对汪氏出逃提出自己的见解， 他的发言是以标题为《谈谈运用心理史学(P sychoh isto ry) 研究汪精卫》的论文为中心展开的。他指出借助心理分析研究人格形成或心理变化对历史人物的影响， 一般而言有三个方面:“一是寻找潜意识对个体行为的作用二是从当事人过去的生活历史， 了解其行为模式三是从情欲和情绪等方面， 考察其行为动机。”他列举了两海外学者李国祁和王克文的文章来说明心理史学的研究成果， 其中李国祁的观点是:“汪一生反覆不定的多变作风， 与其性格不够稳定，一切但凭感情用事有密切关系。而隐藏在感情用事的背后， 则是汪喜出风头不甘居人之下的得宠幼子性格使然。”王克文的观点则是:“汪之所以另立政权， 与他勇于牺牲的浪漫性格有相当关系……从汪精卫本身的角度来说， 则是‘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由此可突显他愿意放弃个人的事业与名声， 来完成某种他认为对国家有贡献的目的。”这种观点本身虽不是林能士本人的观点， 但他显然对利用心理史学的研究方法予以肯定。他自己也说“他们的论述是否得当， 当然有待公评， 但他们尝试从汪的性格分析其行事动机与作为， 则值得肯定”。

大陆学者对汪的出逃原因除前述观点外， 也增加了一些新的认识。北京师范大学的蔡德金虽然因病没有到会， 但仍在病榻上整理出了题为《关于抗战时期汪精卫与汪伪政权的几个问题之我见》的发言提纲， 并请人在座谈会上代读。

他说， 他对蒋汪的分歧及汪精卫逃脱的问题以前的看法片面简单， 认为在于“和”与“战”这两种对立主张。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正如邵铭煌先生所说，‘和平并非是汪精卫的专利’。他们的分歧不在于要不要与日本实现和平， 而在于如何实现和平”。卢沟桥事变爆发后， 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提出了解决事变的四项原则，“这是一个民族， 任何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维护民族尊严、国家主权的最低条件..”但是汪精卫的“条件”已经超过了这个最低限度， 汪氏认为“如果抵抗唯有牺牲，其结果就是抗战只能使国家灭亡。与其抗战亡国还不如与日本实现无条件的和平”。蔡德金的观点从蒋汪分歧的角度对大陆学者的观点作了很好的注解， 即分析汪精卫的出逃成因， 不能从汪个人的角度， 而应从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的角度去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