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内部之一盘散沙，无可为讳，其组织与精神，违反近代式的地方也很多，甚至於各争意气，自相残害，即其内在的矛盾，实属不胜枚举，但外人欲以皮相之观察而断定其运命，则为不切於事理。试观民国二年以来北方军阀迭次假助外国最强的力量以谋消灭国民党者，无〔第154页〕所不至，而每次压迫的结果，转使国民党的势力益见扩张，虽以最阴鸷的第三国际共产党，亦不能达到消灭国民党的目的。民国十五年三月以後，苏俄鲍罗廷且自谓没有看清楚国民党内有如此坚强的人格，至於今日，则更非任何外力所得而推翻。因国民党今日所以能屹然存在，是依於三种的因素:一为历史的使命，有中国如此之历史，即必然有中国国民党。二为时代的使命，在今日的世界与时代，就必然在中国有担负时代使命的国民党。三为民众的心理，因中国处於如此情况之下，民族意识就自然要求有一个领导中心的力量和组织。所以无论国民党决不能推翻，即使推翻以後，中国也还必然有领导民族对外的一种组织，无论国民党的领袖不能消灭，即使消灭以後，也还必有第二第三的或者更为坚强有力的领袖继之而兴。由此推论，如日本尚有此种误解，以为只须推倒中国国民党或打击其领袖而使之没落，则中国即无对外之中心势力，此实倒果为因之论。即如日本人之意，中国国民党的统治将不胜外力之压迫而崩倒，然国民党目前之困境，为以一种革命的组织而正面当国家之难关，受了政治责任上的牵制与束缚，遂到处表露其竭蹶矛盾之态，一旦不居於政府地位，顾忌一空，行动自如，则其对外的力量必较居於政府地位时为尤大。日本必能明悉窥伺於中国国民党之後者为何种势力，此种势力之抬头与东亚将生如何之影响，且国民党既居在野地位以後，其百余万党员及所能支配之军事力量，被迫而取不顾一切的手段，日本亦不难想像其结果为如何。所以日本如真为其本国利害？想，此种谬误，应当要根本纠正。

（四）对中国当代人物认识之错误——对於人物的观察和分析能力之强，这是日本人所向西方人自豪的。但对於中国主要人物，吾人殊未见日本人能认识正确。即以日本外交时报等刊物屡次对於蒋氏之〔第155页〕论评为例，在日本人的评论中，常以与中国过去人物如袁世凯李鸿章相提并论，这真是拟於不伦。袁世凯及李鸿章在中国历史上有其各自的地位，此处不必加以讨论，但蒋氏与袁李所处的时代，至少相隔一世（在中国以三十年为一世），无论其出身不同，教育不同，环境不同，即其所处之时代，尤绝对不同，袁李两氏是帝制时代或科举时代出身的，蒋氏自幼年时代，即已参加革命组织，以後三十余年间，在人生可型性最丰富的期间。始终不曾离开革命的事业，其教育其思想可说一手由孙中山先生所陶铸，其生涯始终没有脱离过革命的环境。吾人不认世界有所谓超人，每个人都受时代环境的影响，蒋氏之为蒋氏，完全是在革命环境中成长出来，可说其血液其脑筋中没有一点前期帝制时代的意识习性之遗留，蒋氏与袁李之间的距离，可说是一个近代民国与几百年前专制国家间的距离一样，是属於完全不同之两个时代两种型式的，今以蒋氏与袁李两氏并论，以袁李的习性与识解来推断蒋氏，真如中国古语所称“老子与韩非同传”一样的滑稽。我所以断言日本人对蒋氏实在没有认识清楚，因为没有认清时代与人物，遂欲以从前所施於帝制时代遗留人物的方法，施之於现在，而希望得到同样的效果，这是不言而知其不可能的。我在此处且举一例，我非中国国民党党员，当然不知国民党的对外方略的内容与底蕴，但知国党之所谓对外的革命方略，是有其特殊一贯的策略的。当济南事件以後，曾闻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闓责问当时的军事统帅蒋介石“既要死守济南，何以撤退北伐主力之兵？若要放弃济南，何以又留一团兵力来死守济南城，而最後又命其退出？”蒋氏答称“这就是我们革命军的战略，第一当然要表示不屈服的革命精神，并且表示济南是日本兵力强占的，而不是中国自己放弃的。第二是要顾到革命的全局，不能〔第156页〕牵制北伐的进行。第三是要保全中国军队，不作无意义的牺牲，只要济南抵抗三天之後，日本强占行为已暴露全世界，则目的已达，所以到後来仍命死守的一团冒险撤出，且使外间知我们要以一团人的力量，来对抗福田整个的一师团的兵力。”吾人观察蒋氏对日本用兵，自上海、长城战役，以至最後退出密云之抗战，可说都是济南事件以来之一贯精神，这至少可以表示革命军力量所在之地，不能无代价的放弃，日本欲以垂手而得渖阳的先例，应用到全中国，到底为不可能。我们一再研究蒋氏对日本外交方针，回想到他民国二十一年一月间所发表的意见书，就可以看出他的主张对日本外交是“不绝交，不宣战，不讲和，不订约。”他这个外交政策是与他对日战略之所谓节节抵抗的消极战术，与坚强不屈变动不居的革命战略，是完全相应一贯，始终不变的。然而这种政策并不是彻底的，国内当时亦有人极端反对，但由今追昔，不能不说这个政策比较是无法之法，因为国力兵力绝不相等的国家，只可用这个政策和战略与之相周旋。日本如明白这个道理，应知日本若再欲以武力威胁中国而得到屈服的结果，可说是不能达到目的。此并非革命当局有如何突过前人的本领，就因为时代不同，从前帝制时代或军阀时代，遇到危险时期，就因为当局者有保全自身利益名位的观念，不能不畏怯而屈服，现在中国革命期内民族意识的高涨，已绝不容当局有一毫之自私，既然抱定“与国同殉”与“死而後已”的观念，还有什麽畏怯顾虑的地方？中国方面采取这种“时时可死，步步求生”的革命战略与方针到底，相持不下的结果，也必使日本同归於尽。

（五）忽略中国国民心理的错误——由日本近来对中国所取的种种步骤而言，不能不说“相煎太急〔第157页〕，而相知太疏”。日本人一面造成中国国民党绝不能与日本妥协的错误的前提，因而认为唯有消灭中国民族，日本才可以安枕，而且认为消灭中国，非出以极毒辣之手段，使万劫不能翻身不可。关於第一点，我敢断言中日之间并没有绝对不能转圜的情形，此不必远徵其他，即就中国对於英国来说，中国国民对於帝国主义的侵略，当然要竭力挣扎以求得真正之独立平等的，英国为帝国主义领袖的国家，对中国一切不平等条约，又是由对英鸦片战争而起，英国其始以杀人的毒物害我，其继以不能摆脱的锁链困我，这是中国国民深入骨髓的仇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