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8月6日，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的汪精卫在上海通电要求9·18事变后退入关内掌握华北军政大权的张学良辞职，理由是:张学良放弃东北，本应负责；如今拥兵华北，却备战不利，致使热河告急。张在防务上既无建树，却以筹助热河为要挟，每月向行政院索要三百万巨款。在中央财政竭厥的情况下，汪精卫拿不出来，只有辞职（有钱也不能给你这不抗日的人啊！）。汪精卫还以自己辞职作为条件压迫张学良一起辞职:“惟望兄以辞职谢四万万国人，毋使热河平津为东北锦州之续，则关内之中国幸甚。”

电文还以当时十九路军上海奋勇抗战来羞辱张学良。这封信的激将法用得相当成功，张学良果然立即声明辞职。汪精卫以一纸通电而收“杯酒释兵权”之效，应该是很得意。

但是，胡适为此写了一篇评论批评汪精卫的做法毫无原则，认为疆吏失土应即惩办，但“行政院长用自己辞职的手续来劝一个疆吏辞职，是很失政府体统的”。当然，胡适也认为张学良应当辞职，并在这篇评论中提出了张应当辞职的理由，并晓之以大义。我们拿汪精卫的通电和胡适的评论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那位国民党领袖与那位学者见识的高下了。胡适是以一个现代国家的责任伦理作为标准来判断这件事的是非的。

汪精卫的做法，我们今天若简单以“上下级”的关系看，确实很难理解。但是我们要想到其背景是:国民党1927年北伐、1928年“统一全国”，而“东北易帜”，不费一兵一卒，本来就是军事妥协的结果。张学良的兵权，与其说是国民政府赋予的，不如说还是他老爸奉系军阀的遗产。这可能也就是张学良丧失东北却没有被撤职的原因。当然这里面还有蒋介石“不抵抗”的密令。

当然，胡适也想不到是:那位责人以抗战大义的汪精卫后来自己却成了汉奸；而那位丧失疆土，几成民族罪人的张学良，后来却成了民族英雄。

下面是收入《胡适一集》21卷的这篇文章。

汪精卫与张学良

八月六日行政院长汪精卫先生突然从上海发表了五个辞职的通电，其中他给行政院各部会的一电说他辞职的理由“具详于致张主任学良电”，并且说“此实为弟个人引退之原因”。他给张学良主任的电文如下:

北平张主任汉卿兄勋鉴:溯兄去岁放弃沈阳，再失锦州，致三千万人民，数千万里土地陷于敌手。敌气益骄，延及淞沪，赖第十九路及第五路军奋死抵御，为我民族争生存，为我国家争人格。此本非常之事，非所望于兄，然亦冀兄之激发天良，有以自见。乃因循经年，未有建树，而寇氛益肆，热河告急。中央军队方事剿匪，溽暑作战， 冒诸艰苦，然为安定内地巩固后防计，义无可辞。此外惟兄拥兵最多，军容最盛，而敌兵所扰，正在兄防地以内。

故以实力言之，以职责言之，以地理上之便利言之，抵抗敌人，兄在职一日，断非他人所能越俎。须知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凡属族类，皆有执干戈以卫社稷之义务。当日第十九路及第五路军作战淞沪，实本斯义，岂有他求。及战事既酣，在中央固悉索敝赋，以供前方，而人民更裹粮景从， 以助士气。今兄未闻出一兵放一矢，乃欲藉抵抗之名，以事聚敛。

自一纸宣言抗御外侮以来，所责于财政部者，即筹五百万，至少先交二百万。所责于铁道部者，即筹三百万。昨日则又以每月筹助热河三百万责之行政院矣。当此民穷财尽之际中央财政竭厥万分，亦有耳目，兄宁不知，乃必以此相要挟，诚不解是何居心。

无论中央无此财力，即令有之，在兄未实行抵抗以前弟亦断不忍为此浪掷。弟诚无似，不能搜括民脂民膏，以餍兄一人之欲，使兄失望于弟，惟有引咎辞职以谢兄一人，并以明无他，惟望兄亦以辞职谢四万万国人，毋使热河平津为东北锦州之续，则关内之中国幸甚，惟兄裁之。汪兆铭鱼(六日)

汪先生已于发电的前一日到了上海，六日招待报馆记者发表辞职电文之后，他就谢病不见客了。行政院副院长宋子文先生和内政部长黄绍雄先生都似乎避嫌不肯代理院务，而司法行政部长兼外交部长罗文干先生今天(八日)又通电辞职与汪先生同去了。青天白日里的一声霹雳，中央政局就立刻陷入了无政府的危险状态。

汪精卫先生在本年一月中南京与上海都在最危险的时候，慨然出来担任行政院院长的大任，那种不怕牺牲的态度，使我们很佩服，所以我们对于汪先生的期望很深。然而对于他这回突然辞职的举动，我们颇感觉失望。

第一，在这个国难最紧急的时期，负中央重责的行政院长不应该因对一个疆吏的不满意就骤然抛弃他的重大责任，“以谢一人”。他的愤慨，我们都表同情；他的方法，我们不能原谅。

第二，政府对于“致三千万人民数千万里土地陷于敌手”的大罪，如有决心追咎负责之人，应该明下惩罚处分的命令。政府对于热河事件，若已决定抵抗，应该明令负守土责任的人竭力抵抗；不遵命令的，可以明令免职惩办。但行政院长用自己辞职的手续来劝一个疆吏辞职，是很失政府体统的。

第三，汪先生电文中表示他大不满意于张学良主任之催索补助军费，而电文中的措词却指为“藉抵抗之名以事聚敛”，又说“不能搜括民脂民膏以餍兄一人之欲”。这种措词是很失体的。政府如认为某项军费有浮滥不实的数目，尽可交主管机关核实宣示，但很不应该在未审核以前即坐实某人所要求的军费为餍足某一人的私欲。这种攻讦的口吻，用于私人尚可以引起刑事的诉讼，用在一国行政首领的电文里更是暴露一个政府的没有上政治轨道了。

我们很盼望汪先生能觉悟他的责任的重大，能早日打消辞意，重新鼓起七个月以前的牺牲精神来支撑当前的危局。那是他补过的唯一途径。若因一时的感情冲动，就不顾国家的危机以一走了事，那是我们不希望于汪先生的。

张学良先生对于这事的态度自然是最足引起全国注意的。昨天(七日)他发表谈话，声明“自今以后，立当部署所属，准备交代”。今日《大公报》发表他的谈话，说他已决意辞职，又说他表示“无论如何，总不使以个人之进退贻地方以不安”。今日平津各报都记载昨日北平政务委员会开谈话会时，张学良主任辞职的态度极坚决，并已决定电汪院长，大致说:“东北沦陷，本人应负责任，理应辞职以谢国人，此后政务交北平政务委员会，军事交北平军事整理委员会分别办理。惟当此国难期间，汪院长担负全国行政重任，不宜以个人细故突然求去，请即打消辞意，继续负责。”

张先生这种表示，我们认为是能顾全大体的态度。我们很赞成张先生的辞职。理由有三点:

第一，东北的沦陷虽然不是那一个人应负全责的，然而张学良先生以军政两方的全权领袖的资格，负的责任最重最大，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九一八以后，他还可以说有整理残余军队和军实以谋恢复失地的机会和责任，但锦州退兵以后，社会上对他的责难就很不容易答辩了。他在这个时候，若能决心引咎自劾辞职，还可以使一般人觉悟凡不能御侮守土的军人必不能保持其权位；即使政府的威权不能立即执行其应施的惩罚，个人良心的谴责和社会舆论的潜势力终有使他不能不自劾的一日。

第二，张先生不能早日自劾辞职，政府又无力免他的职，以致汪精卫院长闹出自己辞职“以谢一人”的怪举，这是最可痛心的事，其暴露国家赏罚的不行，政治组织的病态，贻笑于敌人，贻讥于全世界，已无可讳饰了。在此时机，张学良先生一人的进退，可以有绝大的意义。他若还不肯自劾引去，或自劾而无求去的决心，那么，中央政府真是无法可以去一个疆吏了，那就是明白宣示世界我们这个国家真不成统一的国家了！反过来说，如果张先生在这个时机能毅然决然引咎辞职，那么，他的一去还可以挽救中国再分裂的危机，还可以使世人憬然明白“中国的谜”自有中国的奇巧解决法:一个无拳无勇的书生院长的一封电报居然能使一个两世独霸一方的军阀翻然下野。这也可说是给陈调元何成浚一班人“树之先声”，而替国家打开一个新局面，——使人知道“杯酒释兵权”不完全是历史家欺人之谈。

第三，张学良先生是个少年军人，经过了这五年来奇惨大辱的经验，他应该明白今日国家的重要责任不是可以轻易担当得起的。他如果还有替国家做大事的野心，他应该撇开他的过去，摆脱一切障碍，努力向前途去创造他的将来。少年的得志几乎完全毁了他的身体和精神，壮年的惨痛奇辱也许可以完全再造一个新的生命。如果他能决心离开他现在的生活，到外国去过几年勤苦的学生生活，看看现代的国家是怎样统治的，学学先进国家的领袖是怎样过日子的，——那么，将来的中国政治舞台上尽有他可以服劳效力的机会。如果他到了今日还不能有这种觉悟，以身败名裂的人妄想支撑一个不可终日的危局，将来再要寻一个可以从容下台的机会，怕不容易得了。

我们本“君子爱人以德”的古训，很诚恳的劝告张学良先生决心辞职。

二十一年，八，八

本文载于1932年8月14日《独立评论》第13号。——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