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建军，是孙中山先生在晚年作出的最重要的决策。没有一支可靠的革命军，革命不会取得成功。建军过程中，当时的苏联政府在人力物力上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尤其是向中国派出了一大批非常优秀的军政顾问。革命军的崛起与发展，在中国的苏联顾问们起到了关键性的影响和作用。

以俄为师苏联顾问纷纷来华

经过了长期的、“艰难顿挫”的斗争历程，孙中山汲取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和中国革命的失败教训，决心“以俄为师”，建立革命军，去挽救中国的危亡。1921年8月，他亲自写信给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热切表示要加强同苏俄的联系，学习苏俄革命的经验。

1921年12月，苏俄代表马林，在张太雷的陪同下到达桂林北伐大本营，与孙中山进行会谈。马林向孙中山建议，中国革命要取得成功，除了对国民党进行改组，使之成为能联合各阶层尤其是农工民众的政党之外，还必须建立一支革命军队和一个培养军事干部的学校，发展革命武装。

1923年1月，苏俄政府派往中国的特使越飞到达上海，会见了孙中山。他们经过数次商谈，发表了著名的《孙文越飞联合宣言》，标志着孙中山联俄政策的确立。孙中山请越飞带信给莫斯科领导人，信中强调“为了改造国民党，建立革命军队和为了进行统一中国的北伐战争，希望得到支援、支持和帮助，并希望对拟议中的各项事业给以财政援助。”苏俄政府复电，表示苏俄政府准备给中国以必要的援助，主要形式是向中国派遣军事顾问、政治顾问以及其他的顾问。

1923年8月，孙中山派出了由蒋介石率领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苏联称之为“孙中山军事代表团”）访问苏联，考察军事、政治和党务。代表团在苏联逗留期间，除了考察党务、参观工厂和农村外，着重考察了苏联红军的组织、训练和装备，参观了军事院校，会见了苏联红军的各级指挥员并与之进行交谈，了解到“俄国军队组织之内容，每团部由党部派一政治委员常驻，参加主要任务，命令经其署名，方能生效。党员之为将领及士兵者，皆组有团体，在其团部活动为主干，凡遇有困难勤务必由其党首负责躬先之。”他们还看到苏联军队内部“权责甚明”，“团长专任军事指挥，政治及知识上业务，与精神讲话，则由党代表任之。”苏联红军的组织、制度和训练等方面的经验，也就成为后来创立黄埔军校，组建革命军队的原则和模本。

与此同时，苏联政府任命鲍罗廷为苏联驻国民党的代表，前往中国，具体负责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和筹建军校。1923年10月，鲍罗廷到达广州后，被孙中山聘为国民党教练员。10月15日，国民党党务讨论会通过议案，“设陆军讲武堂于广州训练海外本党回国之青年子弟，俾成军事人才。拥护共和案。”11月19日，鲍罗廷出席了孙中山召开的国民党临时中央执委会，深入讨论了“组织国民党志愿师和创建军官学校”诸问题。不久，孙中山正式筹建军官学校，经国民党临时中执委审定，组织军官学校，命名为“国民军军官学校”，由孙中山担任校长，指定廖仲恺和苏联顾问鲍罗廷着手筹划开办和选定教职人员。

1924年1月，孙中山下令成立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任命蒋介石为筹委会委员长，并将原来的“国民军军官学校”改名为“陆军军官学校”，确定以广州市郊黄埔岛上原水师学堂和陆军小学的旧址为校址。国民党“一大”刚闭幕，总顾问鲍罗廷应孙中山之邀，派出了以苏联顾问切列潘诺夫为组长的军事顾问小组参加军校的筹备工作。孙中山在百忙中接见了军事顾问小组的全体成员，殷切希望苏联顾问把“在反对帝国主义者武装干涉、并把他们赶出本国的斗争中积累的丰富经验传授给我们的学生——革命军队未来的军官们”。苏联顾问接受这一任务之后，便积极开展筹建工作。在筹建过程中，蒋介石借故提出辞呈，并擅自发放遣散费，离开广州到上海，使筹建工作一度受到影响。孙中山对蒋介石的辞呈明确批示“不准辞职”；同时，又委派廖仲恺代理军校筹建委员会委员长。苏联顾问大力协助廖仲恺，从事筹建事宜，聘请教官，修葺校舍，招考学生，制定第一期学生教练计划，等等。经过苏联顾问和廖仲恺等昼夜努力，筹建工作一切就绪。1924年5月5日，黄埔军校正式开学，来自全国各地的第一期五百余名学生入学。6月16日，黄埔军校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孙中山亲临军校，发表了长篇演讲。在演讲中，他明确规定了军校的办学宗旨，即培养军事和政治人才，组成以军校学生为骨干的革命军，从而“把革命的事业重新来创造”；他勉励学生牢固掌握革命的三民主义，实行“军事与政治并重”的方针，学习军事知识，注重理论修养，成为“将来革命军的骨干，都担负的救国救民的责任”。

黄埔办校建立新式革命军队

黄埔军校初创阶段，资金不足，武器奇缺，困难重重，步履维艰。苏联政府及时给予了多方面的支持和援助，不仅提供了办学急需的军事装备和武器，而且资助了大批现金作为军校的开办经费。当时驻防广东的粤、桂、滇等军阀，虽然表面上接受孙中山的领导，但事实上仍割据防区，把持财政，对筹办军校不但不予支持，反而多加阻挠。就在这时，苏联政府及时派船送来了大批武器，仅第一批武器，就有8000支有刺刀的俄式步枪。每枪配有500发子弹，还有10支小手枪。此后，苏联继续向广东革命政府提供大批急需的武器弹药。1925年一次运到广东价值56.4万卢布的军火。1926年又将各种军火分四批运来。此外，苏联政府还资助了200万卢布的现金给军校，帮助解决军校开办经费严重不足的困难。

苏联政府除了在经济上、物资上给军校提供了大量援助之外，还为军校派来了顾问团，担任军校新式教育的指导工作。还在筹建军校时，总顾问鲍罗廷鉴于军校缺乏大批有政治觉悟和丰富经验的军事干部，受孙中山的嘱托，于1924年4月和加拉罕一起联名向莫斯科求援。同年5月，由首席军事顾问巴甫洛夫率领的军事顾问团到达广东。黄埔军校开学后，涉及各门学科的苏联顾问多人陆续到军校工作。是年7月，首席军事顾问巴甫洛夫在东江视察时不幸溺水逝世后，由扬名中外的加伦（布留赫尔）接替首席顾问之职，并领导黄埔军校的苏联顾问小组工作。派往军校的苏联顾问，都是既有实践经验，又有相当理论素养的指挥员，他们根据苏联红军的经验，帮助军校制定教学计划，修订各种教程，亲自参加教课并作示范，从各方面为办好军校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黄埔军校的军事教育都是由苏联顾问负责指导，主要采取了当时苏联最新的军事理论和技术，进行讲授和训练。军校的军事教学课程分为学科和术科两类，学科主要教军事理论，术科主要教军事技术。由于当时军情紧迫，必须将原定三年一期的训练计划缩短为半年一期。为此，苏联顾问会同军校有关人士进行研究，抓了两项工作:一是按六个月的训练要求，重新制定出军事教育计划，安排各项科目进度，并定出实施的详细办法；二是重新编写典、范、令和战术、兵器、筑城、地形、交通通信五大教程。对于学科，他们按照新编的讲义，采取示范教学法，深入浅出，使学员在课程内容多时间少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掌握要领。至于术科，苏联顾问更是倾注了大量精力，几乎每个新科目，都由他们亲自示范和反复教练，指导学员们学会为止。此外，军校顾问还同学员一起实地考察，选择构筑工事的合理位置，培养他们的实际指挥能力。

黄埔军校的政治教育，在苏联顾问的指导和参与下，借鉴苏联红军的建设经验，制定了切实的教育内容和多样化的教育方法。教育内容着重基本的革命理论和革命知识，对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采取兼收并蓄的方针，都允许在校内公开传布。军校的政治教育大纲规定的政治课多达26门，其中包括社会主义、三民主义、帝国主义、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苏联研究等方面的课程。如:《社会主义原理》、《中国农民运动》，《中国职工运动》、《军队政治工作》、《三民主义浅说》、《中国国民革命运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等。军校的苏联顾问除了参与制定政治教育的内容和方法之外，还经常给学员作讲演。总顾问鲍罗廷多次来校，介绍十月革命的经验、苏联红军的生活及政治工作。加伦将军对军校的政治教育工作也很重视，强调要注意对学员进行政治教育以及军校在整个广东省政治形势中所起的作用。

为了在黄埔军校内设立政治委员制度，加伦和其他苏联顾问同蒋介石进行了多次交涉，这项提案终于获得国民党中执委的通过。这样，黄埔军校便仿效苏联红军的政治委员制度，破天荒地在中国军队中设置了党代表制度。这一制度的确立，对于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防止军队成为个人独断专行的工具起了组织上的保证。军校在设立党代表制度的同时，还配置了政治部。在黄埔军校设立党代表与政治部制度，标志着一支新式革命军队建立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