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文这些主张的是非，笔者没有必要再多说什么。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两件事:

1，自一月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后，报刊很快就报导了有关内容，海内外反应非常强烈。 “独先生于此事默不一言”，因此，各界人士函电纷驰，质询孙文的态度。有的报纸还传出孙文与日本结盟。于是，孙文在3月10日做了两件事:一是命党务部发出《中华革命党第八号通告》，说 “且夫吾党所处之地位，纯系一秘密组织之团体，对于国际交涉，固未可立言者也。”为自己的沉默辩护。二是写信给美国华侨同志说:“余固深信驱除袁世凯为今时所当行之事，若谓借助于日本一说，虽至愚之人，亦足以知日本万不可靠，稍有识者亦当知造谣者立说之谬妄矣。”四天后，孙文给日本外务省政务局长的上述信件就发出了。政治家有多副面孔，于此可见一斑。

2，致小池的信和《中日盟约》披露后，海峡两岸均有人急欲修补孙文的形象，硬说这些文件是假的。他们没有注意到，这是孙文的一贯思想，并非孤证。这是在日本外务省的档案中找出来的，并非稗官野史。再加上孙文在日本的一举一动均在日本警方的严密监视下，警方的档案中留下了订立盟约的当天山田纯三郎到孙文住宅；山田挂电话给陈其美，要他持印鉴立即前来，陈果然奉命来到；中华革命党党员王统一亦来到孙家等记录(另一日方签字人估计是补签的)。再加上外务省有关档案中还留下了送信人王统一的名片，而王是中华革命党最早宣誓入党的五人之一，是订约时在场见证者。此信和盟约的真实性，日本学者藤井升三已有详细论证，颇难推翻。

不应忘记的是，与此同时，他还重申了出让满蒙的主张。除了上面已提及的史料外，1949年以后曾任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和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老同盟会员和中国党员高崇民写道:“1915年袁世凯阴谋要作皇帝，与日本订立卖国条约21条，孙中山为换取推翻袁世凯，一度主张把东三省让给日本，我在日本留学东京时，亲耳听到中山这种错误主张，表示坚决反对。”这个老同盟会员，1949年以后身居高位，生活在孙文备受尊崇的国土上，不可能和没必要作假，其回忆显然是可靠的。

不过，不管孙文提供多么优惠的条件，日本政府对他们一伙的力量还是没有什么信心，仍然把袁世凯作为拉拢和威吓的主要对象。孙文和革命党人仅是充当了威胁袁世凯的魔影。孙文的指望又一次落空。

第八，在袁世凯死后的所谓护法斗争期间，孙文继续以出让满蒙为诱饵，冀图得到日本的帮助。1917年9月15日，日本社会活动家河上清访问广东军政府。孙文在会见河上时明确地表示: “一旦他掌握了权力，将愉快地将满洲交给日本管理。”1918年11月16日，他在上海会见日本实业家松永安左卫门时又说:“日本如果援助南方派的话，可以承认日本对‘满蒙‘的领有。”

第九，20年代，与美、日商人签订密约，一再出让大量利权。1921年1月17日，孙文与美国芝加哥商人乔治·香克(George H。 Shank)订立密约，据美国驻华公使报告，内容包括:香克将帮助“zgzf(指南方政府)发行公债一万万金元(当时约合中国币二万万元)，”作为回报“所有经香克氏组织和开发的工业，其产生纯利之三分之一 ，均归香克所得；又将购材料之买价，香克氏得百分之二十五。

1922年2月5日，孙文又与日华林矿工业公司的代表签订密约，规定该公司提供二万支长枪、72尊野炮、120支机枪及相应的弹药和5百万日元为条件，”同意将海南岛，及所有沿广东海岸之岛屿的开发权，及从厦门以南至海南岛的渔权，全让给公司专利包办。“”同意公司对开发广西之林矿有优先权。“”政府指派三分之一的委员名额，委员会主席须为日本人“。此事当时就有所透露，引起海南岛在各地的人士强烈抗议，一再向孙文和军政府质问，《申报》和《华字日报》 等报刊曾连续追踪报导。

以上确凿而不完备的史料，揭示了孙文复杂思想面貌的不容忽视的一面。引人深思的有三个问题:一是号称革命的团体有没有权出让国家利益？二是能否把这些言行看作是为了长远的崇高的 利益而采取的所谓”策略“？如果答案是的，又如何证明目标的崇高性？三是孙文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错误言行？答案主要靠读者自己去思考和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