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崇焕卖粮资敌

崇祯二年初，崇祯下旨禁止袁崇焕卖给蒙古物资。圣旨：“据报西夷市买货物，明是接应东夷，藉寇资盗。岂容听许。你部一面行督抚官，加紧堤备，仍着袁崇焕俞安性详加计度具奏。”（《明清史料甲编》第8本707页《兵部行督师袁崇焕题稿》）

此前发生了什么事？从袁崇焕上疏可以看到，蒙古饥荒，袁崇焕在高台堡通市，允许以布米换柴薪，以免蒙古难以生存而为后金充当向导，引之入犯蓟辽。

“自去年虎酋攻伯彦黄台吉，据其故穴，彦死之而我不能为各夷之依，夷遂依奴以自固。且夷地荒旱，粒食无资，人俱相食，且将为变。夫辽已能抗奴，夷即变奚为？惟蓟门陵京肩背，而兵力不加，万一夷为向导，通奴入犯，祸有不可知者。臣是以招之来，许其关外高台堡通市度命，但只许布米易换柴薪，如违禁之物，俱肃法严禁，业责其无与奴通。”（同上）

袁崇焕又说蒙古部落卖给后金布帛是仅求糊口，且称其以妻儿为质，誓言断不引诱后金入犯蓟镇。

“各夷共谓：室如悬罄，不市卖一二布帛于东，何由藉其利以糊口？宁愿以妻子为质，断不敢诱奴入犯蓟辽。哀求备至，各置妻子于高台堡边外，历历也。臣亲出谕之，见其穷迫所为，若绝其活命之方，则立毙之也。夷肯坐以待毙乎？即饥之窘之，可空其类乎？不可空则不必府怨而驱其与奴合。……不如因而树德，存数种于外，他夷入犯，我得留作藩篱。总在驱驭有法，若能戢其暴而柔其心，彼将为我用之不暇，宁有他心？今诸夷指天说誓，必不忘中国。此夷受抚多年，一向相信，及今一冬以来，未尝生事。此时我兵马盔甲未备，只合笼络，俟修饬即周，且驱诸夷而用之，如不为我用，另有法以处，何敢以虏遗君父而贻衅封疆也？事属军情，不敢发抄，再三计度，合词奏闻等因。”（同上）

对此崇祯批示，认为卖布帛给后金“明是接应”，要求严禁。对蒙古部落有饥荒的按人口换米，不允许卖粮、布、禁品。

“西夷通虏，讥防紧要。奏内各夷市卖布帛于东，明是接应，何以制奴。着该督抚严行禁止。其招来属夷，其有饥困，查明部落多寡，计口量许换米，不得卖与布帛米粮及夹带禁品。路将等官，倍加侦察，如有疏违，以通夷罪论处。”（同上）

这个批示里面崇祯口吻极其严峻，称“如有疏违，以通夷罪论处”，何以严重至此，甚至上升到通夷的高度？因为该蒙古部落喀喇沁部，已经在崇祯元年八月与后金正式结盟，后金的资料记载，“（七月）十九日，据报称喀喇沁部之汗使喇嘛四人，领率五百三十人至。……二十五日，大宴来使。八月初三日，与喀喇沁部议和，誓告天地书曰……”（《满文老档》889页）明朝政府业已有所风闻。而声称买粮的束不的部，正是喀喇沁的一支。

束不的本身，是否像袁崇焕所说“断不敢诱奴入犯蓟辽”呢？事实证明，喀喇沁部在己巳入侵中充当向导，束不的亦在其中。“忽有报昨夜战时，满大将军桂，在安定门与西虏束不的战。”（《辽师入卫纪事》）

而在此之前，束不的也并非老老实实。早在宁远之战中，便有束不的的影子，此战是袁崇焕亲身经历。

“经略高第报：奴贼于二十二日巳时至首山，离宁远十里。虏酋束不的紏聚精兵达子二万，要在二月初一日起兵犯抢，东西交讧。”（《明熹宗悊皇帝实录》卷之六十七，天启六年正月）

这样一支部落，又已经投靠后金，袁崇焕仍然坚持对之卖粮。而且绝非崇祯圣旨所允许的计口换米。据谈迁《谈氏笔乘》，这次卖粮数量之多，以至于储备几乎用光。“己巳四月……又告饥，遂令都司蒋文举开粜于高台堡，名赈熟夷也，边储始竭。”

很显然，这并非简简单单地赈灾，关宁军的粮食储备极丰，束不的部落只有不到万人，断不需要如此多的粮食。他们买粮自然是接济后金无疑，后金当时一样在饥荒之中，明朝对此知道得很清楚，除了袁崇焕，边臣都不同意卖粮。《国榷》崇祯二年三月有两条记载，证实边人都已经知道束不的是为后金积谷。

“朵颜三卫及建虏大饥，三卫夷半入于建虏，束不的求督师袁崇焕开糶于前屯之南台堡，互市貂参。边臣俱不可，独崇焕许之。盖束不的为建虏窖米，谋犯蓟西，虽有谍报，崇焕不为信。”（《国榷》5472页）

“翰林院编修陈仁锡使辽东，未出都，报建虏十五万骑犯宁远，及抵关，不见一骑入犯也。问之，曰往朝鲜矣。抵高台堡，知■■束不的为插汉买妇女，为建虏积谷。宁远武进士王振远陈国威，以门生见仁锡曰，束不的居关外，佯仇插汉，阴实昵之，又建虏姻也。部落不满万，驻宁远关外者六七千人，此地开市止二千人，卒不及备，可刺也。夜半若往须今夜，盖建虏哨在束不的内计四百余人，不挟弓矢，插汉远在关外，驰救不及，斩头寝内，建氛息矣。”（《国榷》5477页）

袁崇焕自以为收买束不的，有求必应就可以使之归附，得意洋洋地宣称“总在驱驭有法……彼将为我用之不暇”，但是这个规划直到他死也没有实现，从后来发生的事情来看，很显然他被束不的骗了。而束不的在投靠后金的路程上从来没有偏离过方向，只以花言巧语欺骗袁崇焕获得粮食。袁崇焕卖粮不论初衷如何，换来的是后金渡过饥荒和束不的“通奴入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