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清后传闻的演变，衍生于《清太宗实录》的反间计记载

明时太监状告袁崇焕的记载寥寥可数，与此相反，入清之后大量的太监中反间计致使袁崇焕入狱的说法涌现，屈指可数的重要史籍个个都是沿袭《清太宗实录》的观点，只要是详述设间过程的，其来源都是《清太宗实录》，仅有一些字句上的不同。其源流首推《明史·袁崇焕传》：

“时所入隘口乃蓟辽总理刘策所辖，而崇焕甫闻变即千里赴救，自谓有功无罪。然都人骤遭兵，怨谤纷起，谓崇焕纵敌拥兵。朝士因前通和议，诬其引敌胁和，将为城下之盟。帝颇闻之，不能无惑。会我大清设间，谓崇焕密有成约，令所获宦官知之，阴纵使去。其人奔告于帝，帝信之不疑。十二月朔再召对，遂缚下诏狱。大寿在旁，战栗失措，出即拥兵叛归。”

蒋良骐《东华录》多取材于《清实录》，此事亦按《清太宗实录》所书：

“先是，获明太监二人监守之，至是副将高鸿中、参将鲍承先遵上密计，坐近二太监，故作耳语云：'今日撤兵计也。顷上车骑向敌，有二人来见，语良久乃去，意袁巡抚有密约，事可立就矣。'时杨太监者，佯卧窃听。庚戌，纵之归。后闻明主用杨监言，执崇焕入城磔之。祖大寿大惊，率所部奔锦州，毁山海关而出。”（卷二，26页）

蒋氏《东华录》不录《清太宗实录》所述“时围困燕京，统兵诸贝勒大臣，俱请攻城……”的片段。

《明通鉴》、王先谦《东华录》则各有描写和取舍。《明通鉴》中相关记载不是直接出自《清太宗实录》，而是本于《资治通鉴纲目三编》和《明史》的成基命传、袁崇焕传等。而《三编》亦本于《清实录》。

“是时大清兵所入隘口，乃蓟辽总理刘策所辖，而崇焕未奉勤王诏，即千里赴援，自谓有功无罪。然都人骤遭兵，怨谤纷起，谓崇焕拥兵坐视。朝士因前和议，诬其'招兵协和，将为城下之盟。'上颇闻之，不能无惑。”（卷八十一2263页）

“先是大军获宦官二人，令副将高鸿中等守之。太宗文皇帝因授密计鸿中等于二宦官前，故作耳语云：'今日撤兵。袁巡抚有密约，事可立就矣。'时杨太监者佯卧，窃听其言，纵之归，以所闻告于上，上遂信之不疑。再召见崇焕大寿于平台，诘崇焕以杀毛文龙之故，责其援兵逗留，缚付诏狱。成基命叩头请慎重者再，上曰：'慎重即因循，何益！'基命复叩头曰：'兵临城下，非他时比。'亦不省。【考异】崇焕之死，以我大清设间疑敌而庄烈误信之。《明史》本传仅书纵所获宦官奔告之大略，而《三编》据《大清实录》，记其本末尤详，今据书之。又按崇焕之冤，至明桂王时始雪。赐谥'襄愍'，语见《高宇泰集》。”（2264页）

参考《明通鉴》和蒋氏《东华录》又发现了另外一个问题，他们虽然都是按《清太宗实录》，然而在断句和理解方面出现了偏差，蒋氏《东华录》由后人加的标点是：“故作耳语云：'今日撤兵计也。顷上车骑向敌，有二人来见，语良久乃去，意袁巡抚有密约，事可立就矣。'”《明通鉴》则干脆将内容缩短为：“太宗文皇帝因授密计鸿中等于二宦官前，故作耳语云：'今日撤兵。袁巡抚有密约，事可立就矣。'”将“意袁巡抚有密约”中的“意”字去掉，差别很大。有这个“意”字，说明后面的是希望让太监认为的内容，而不是说的内容，则高鸿中鲍承先的耳语结束在“意”字前面；没有这个“意”字，则“袁巡抚有密约，事可立就矣”也是耳语的内容了。古文没有现代文这么复杂的标点，表达全靠文字，后人解读的时候各自向自己理解的方向解释，也难免向自己认为的更加可信的方向增删。《明通鉴》和蒋氏《东华录》都清楚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清太宗实录》的原意，引号中的内容包括哪些差别不大，并不影响对当时事实的推测。史书叙述不够真实生动与记载的可信性无关，而过分追求真实生动，无视、掩饰或扭曲一些事实就一定会在叙述中有所表现。同样的，史料本身会说明它是从何而来、如何而来，比如《明季北略·东彝大略》之中的段落。

王先谦《东华录》，几乎照抄《清太宗实录》，仅有少数字句不同，语义的更改仅有一处，将“明主遂执袁崇焕入城，磔之”，改为“遂执袁崇焕下狱”，显得更为合理。全文见《东华录·天聪四》，在此不录。

以上诸多史书，说明了一个现象：和明朝当时大批史料记载袁崇焕求和谋款、欲结城下之盟的现象相反，入清之后，几乎一面倒的认可反间计，以及由此认可袁崇焕被杀是冤案，多种史书直接照抄《清太宗实录》，对其中的疑点不加分析，或加以修饰掩盖。这是主流意识颠覆性的改变，并不容易办到，然则究竟是怎样完成的？首先后金宣布用过反间计，《清太宗实录》是当时可以见到最有价值的史料，多数人除此无所依凭；接着本应站在明朝角度上叙述明代历史的《明史》，跳过了明朝自身的记载，而转取《清太宗实录》的说法，代替明朝承认了反间计。如此这般，于是反间计之说跨越了明朝史料记载的障碍，整件事情就是后金及其后身满清的自编自演。官修的《明史》和《清实录》既然吻合，自然有更高的公信度，后世的修史者遂信之不疑。这个过程渗透在后来者的字字句句之中。

“又是时朝中朋党，坚不可化，封疆将帅，率以爱憎废置，而贤不肖无分焉。若袁崇焕之死，钱龙锡之获罪，负天下之至冤，而党人恨不食其肉。非睹《太宗实录》，何由知计出于反间乎？盖以本朝档子，合之崇祯《邸报》，远不相蒙，是必兼听并观，而后可审其功罪。”（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三十二书（二））

本来用以证明反间计存在的便是《清太宗实录》与《明史》，而反间计存在又从侧面推进《清太宗实录》与《明史》的可信性，完全是循环论证。赵翼《廿二史劄记》，便是参之《玉堂荟记》，以《明史》为传信千古。不知《玉堂荟记》的作者杨士聪与当时参奏袁崇焕的高捷等是死敌，观点难免有所不同。

“袁崇焕之死，今日固共知其冤。而在当时，不惟崇祯帝恨其引我朝兵胁和，（时帝怒甚，欲族诛崇焕，以何如宠申救，免死者三百余口，见《如宠传》。）键顿朝之臣，及京城内外，无不訾其卖国者，杨士聪平心而论，亦但言其罪不至此，而不知其所以得祸之由。其所撰《玉堂薈记》云，己巳之变，当时士马物力足以相当，袁崇焕初至一战，人心甫定。而袁于大珰少所结好，毁言日至，竟罹极刑。乃京师小民亦群以为奸臣卖国，至有啖其肉者，其蜚语皆出自内阉云。可见是时引敌胁和之说已万口一词，士聪虽略知谤言之出自中涓，然究未知中涓何以有此说也。直至我朝修史时，参校《太宗实录》，始知此事乃我朝设间，谓崇焕密有成约，令所获宦官杨姓者知之，阴纵使去。杨监奔还大内，告于帝，帝深信不疑，遂磔崇焕于市。于是《崇焕传》内有所据依，直书其事，而崇焕之冤始白。使修史时不加详考，则卖国之说久已并为一谈，谁复能辩其诬者？于此可见《明史》立传之详慎，是非功罪，铢黍不淆，真可传信千古也。”（卷三十一）

朱逢甲编《间书》则是直接本《明史》而认为杀一袁崇焕即可有天下：

“我朝太宗文皇帝，亦尝用间以杀明经略袁崇焕，而奄有天下。”（一卷）

直至《清史稿》，尚且认为袁崇焕是死于反间计，并将之翻录于《鲍承先传》。具体记载见《清史稿·本纪二》与《清史稿·列传十九鲍承先传》，在此不录。

其他流言小说，如李岳瑞《悔逸斋笔乘》，甚至牵强附会，认为熊廷弼也是死于反间计，所述支离破碎，全无事实面目，则又等而下之。

“东莞袁督师之冤死，由清太宗用间，其事人人知之。读会稽泰颛先生大来《称阳杂录》，乃知熊襄愍之死，亦魏阉受清赂所为。……临刑日……至西市戮之，声如斫木革然。再视之，乃狱中所枕长枕也，而襄愍已不知所在矣。监刑者皇急无措，急诣魏阉言之。忠贤怃然曰：'吾曩闻此公有异术，尚未之信，今果然。然断不可声言，事泄将何以对东国？'急取狱囚貌似者戮之，而传首九边。”（一卷）

以上诸多说法，由牵强附会出反间计开始，推而衍之，对袁崇焕及其周边的问题衍生出多种错误的解读。与之紧邻的，己巳之变中关于袁崇焕的舆论，全都被认为是反间计；北京城内关于袁崇焕的流言，来自民间，也被认为是反间计；袁崇焕被逮之后有人宣布俘获奸细，锦衣卫审问之后私自放走，又被认为是反间计；后金士兵张扬袁崇焕招他们来，本来是宣扬自己的威风，仍然被认为是反间计。于是浑浑噩噩不明所以，风声鹤唳，疑神疑鬼，将所有本来正常的现象归结为反间计，本来不存在的反间计就变得到处都是，事情越来越糊涂。

与之相关的，袁崇焕的个人评价，由于有了反间计的映衬而必须认为他冤枉，他有能力，他忠于明朝，他是长城。诸多史料记载与之有抵触，亦不得不回避让路，处在尘封的往昔之中。

甚至与袁崇焕不相关的熊廷弼，都被牵强出反间计。可见这一段记载的错误，随之而来的将会是数倍、乃至几十倍错误的历史评价，数百年间，贻害不浅。

由此带来一系列后果，比如将《清太宗实录》、《明史》的可信性认定得比实际高，但却将史学分析引向歧路；将袁崇焕向后金妥协求和认定为必胜策略，坚决抗敌反而被视为不自量力；将满清为袁崇焕“平反”视为恩典，而痛恨袁崇焕的明末民众被认定为愚蠢暴民。种种歪曲，颠倒黑白，使得正义与邪恶完全错位，不折不扣是一种罪行。

除去《清太宗实录》相关的反间计影响之外，袁崇焕被逮实有多方面的原因。他自己消极抵抗引起都人不满，舆论纷然，以及崇祯的不满是一方面，由此引发朝廷官员对他的参奏就是另一个外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