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控制区传播的“反间计”传闻的来源就是后金
2008年11月11日 14:42凤凰历史专稿 】 【打印

后金得知太监告袁崇焕具体内容只能来自明朝,明朝的笔记野史或者它们所记载的传闻的源头一样是流向后金的传闻的源头,这么说来,后金的史料记载是应该受到明朝传闻影响的,明朝笔记中太监告状的内容用来佐证后金的反间计非常正常。然而,无独有偶,明朝的一些笔记一样反应它们所载传闻是由后金流入的。

比如《明季北略》第二十四卷,《东彝大略》中所载:

“先是,虏出猎,掳我多人,中有二珰,上命侦崇焕者,亦被掳。虏视之,知为珰也,乃设一计,佯为袁遗书约犯边,答云:'知道了,多谢袁爷。'又佯惊云:'乃为珰闻,缚珰亟斩之!'又故遗一奴私放珰归。珰归,上其事。(【原书注】:批云:此用武穆反间之计)。上再召崇焕入,即下诏狱。此言周延儒亲语余者,延儒久与虏比,虏每输情,故知其言不诬。又余乡一缙绅从虏归,言前辽事甚悉,以语卧子,卧子所奋臂而殴其绅者,即此时之事也。”

其中“又余乡一缙绅从虏归,言前辽事甚悉,以语卧子”,说明后金反间计在民间的传闻至少一部分,是来自后金归来的人口中,这些人得知消息靠的自然是后金的传闻,和《满文老档》同一源头。又文中说“此言周延儒亲语余者”可知反间计传闻的另外一个源头,是首辅周延儒。奇特的是文中强调准确性时,以“延儒久与虏比,虏每输情”为证,可知周延儒得知反间计的源头也是后金,而不是近在咫尺的太监。连当朝高官周延儒知道关于杨春、王成德这两个太监的事都要远隔千山万水地从后金得到消息,这本身极度荒谬。

又文中说“余乡一缙绅从虏归,言前辽事甚悉”,可知明朝民间的传闻也可能出自建州归来的人之口。

再看关于做戏给太监看的段落,“乃设一计,佯为袁遗书约犯边,答云:'知道了,多谢袁爷。'又佯惊云:'乃为珰闻,缚珰亟斩之!'又故遗一奴私放珰归”,和《大学士机山钱公神道碑铭》之中“使人掠得小奄數人,置之帳後,佯欲殺之。范相乃曰:袁督師既許獻城,則此輩皆吾臣子,不必殺也。陰縱之去”,极其类似,其中忽视了后金是公开放太监归来致书的事实,故事化和传奇化的倾向严重,符合坊间传闻的习惯,更易于在民间传播,却不符合事实。

于是乎出现了一个戏剧化的场面,关于反间计的明朝笔记,本来应该是反间计真实存在的铁证,然而现在发现,它们有一些根本就是由后金流传进来的。既证明不了反间计存在,反而更加指向一个事实:明朝关于反间计的传闻的源头,有一部分也是来自后金,和虚假的《满文老档》同源。

辨别传闻是来自后金还是明朝自己,也很容易。仔细再看,《神道碑铭》和《北略》这两条史料更有相似的地方,就是对后金怎样施反间计写的详细,而对太监回来奏闻的内容完全没有。反观《石匮书后集·袁崇焕传》,所述全是太监上奏的内容,而没有后金的动向。两种史料对比就能发现,《神道碑铭》和《北略》是直叙后金行为方式,明明是来自后金;《石匮书后集·袁崇焕传》只有太监奏告内容,显然是来自明朝。这也是黄宗羲文证明不了反间计存在的原因:它所载传闻的来源,就是后金。

周延儒死于崇祯末年,陈子龙(字卧子,即文中所说的“卧子”)死于顺治四年,文中所记载的事情自然发生在他们在生的时候,可知崇祯年间后金就已经在宣扬反间计,比黄宗羲的《大学士机山钱公神道碑铭》成文要早得多,黄宗羲文得自后金宣扬的传闻一点也不出奇。

而明人对反间计的传闻是嗤之以鼻的,文中所载“又余乡一缙绅从虏归,言前辽事甚悉,以语卧子,卧子所奋臂而殴其绅者,即此时之事也。”非常清楚地说明,当建州归来的人说起反间计的时候,陈子龙把他打了。陈子龙是明朝官员,他所知道的是经过正式审判、证据提堂之后公开判决的结果,而与反间计之说激烈冲突。说明后金宣扬的反间计,并不符合明朝光明正大的审判之后,大众所认可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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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长平长恨   编辑: 刘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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