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太宗实录》关于杨太监的上帝视角的疑点

《清太宗实录》关于杨太监的记述是以下文字：

“先是。获明太监二人。令副将高鸿中。参将鲍承先。宁完我。巴克什违海监守之。至是还兵。高鸿中。鲍承先。遵上所授密计。坐近二太监。故作耳语云。今日撤兵。乃上计也。顷见上单骑向敌。敌有二人来见上。语良久乃去。意袁巡抚有密约。此事可立就矣。时杨太监者。佯卧窃听。悉记其言。○庚戌。纵杨太监归。后闻杨太监。将高鸿中。鲍承先之言。详奏明主。明主遂执袁崇焕入城。磔之。锦州总兵祖大寿大惊。率所部奔锦州。掠夺民物。毁山海关而出。”

其中“时杨太监者。佯卧窃听。悉记其言”，是上帝视角的描写。“上帝视角”就是在第一人称的文章里，出现了第三人的心理活动。根据当时的情况，即使高鸿中、鲍承先在两个太监旁边“故作耳语”，他们也不可能知道被认为是“佯卧窃听”的杨太监究竟是“佯卧窃听”还是在睡觉。换句话说，不管杨太监有没有“佯卧窃听”，他们不是杨太监，不可能知道；即使杨太监是在“佯卧窃听”，听过之后信不信，高鸿中、鲍承先二人亦不可能知道。又《满文老档》中不见同样的叙述，只说“二十九日。遣杨太监往见崇祯帝。杨太监以高鸿中。鲍承先之言。详告明崇祯帝。遂执袁都堂。磔之”，并未见任何有关杨太监“佯卧窃听，悉记其言”的记录，何以几十年甚至一百年之后，当事人都已经不在人间，写史的人突然就能知道当时的杨太监“佯卧窃听”，并且能“悉记其言”呢？

可见这段叙述，是基于史书认定的事实上的细节描写，而在这里被认定的事实是：杨太监将所听到的告诉了皇帝，于是皇帝凌迟了袁崇焕，即史料中“后闻杨太监。将高鸿中。鲍承先之言。详奏明主。明主遂执袁崇焕入城。磔之”这段文字。然而，上述文字本身就是基于传闻，而且传闻分两部分，其一是“杨太监。将高鸿中。鲍承先之言。详奏明主”；其二是“明主遂执袁崇焕入城。磔之”。反间计要成立，两个部分缺一不可。再考之当时的情景，由于逮袁崇焕发生在后金放归杨太监的第二天，消息传得再快，后金在一天之内不可能知道杨太监有没有将所见所闻告诉皇帝。而在袁崇焕被逮的当天，后金进军良乡。所以这段事实按时间整理一下顺序实际上是这样的：十一月二十九日后金放归杨太监，第二天十二月初一后金进军良乡，后来听说崇祯逮捕了袁崇焕；再后来听说或者根本没有听说有太监告密，但后金认为逮袁崇焕和杀袁崇焕都是中了他们反间计的表现。

事实中的“杨太监”是否相信反间计内容，又是否奏告呢？当查证杨太监告状的传闻，就会发现一个事实：即使明朝的史料，也很少提及这次太监向皇帝报告，更根本就没有提到所谓的“杨太监”。那么后金是从哪里听说特定的“杨太监”将事情“详奏明主”呢？又怎么知道奏事的一定是杨太监，而不是同时被捕的王成德？明朝若中计，而他们自己又不知道，正常的表现是会有些笔记野史如实地记录下太监告状的内容，而提不到后金故意如何如何。

有标着杨太监名字的传闻流传到后金，后金才会知道“杨太监”中了自己的反间计。明朝笔记既然缺乏这样的记录，后金单方面宣扬“杨太监”就显得非常古怪。须知这样的传闻，唯一的源头是明朝宫廷或朝廷，不可能明朝诸多接近宫廷和皇帝的大臣不知道，后金却远隔千山万水地知道“杨太监”的一言一行，除非——他们是靠推测。推测的原理，是极其简单的由结果逆推原因，由“明主遂执袁崇焕入城，磔之”推断“杨太监”一定“将高鸿中、鲍承先之言，详奏明主”。

对照明朝的记载，《崇祯长编》中对等的条目全无痕迹，只记载后金贻书议和。《石匮书后集·袁崇焕传》则只是说有两个太监告状，和明朝所有的资料一样，没有记载太监的名姓，更没有特指“杨太监”。

可以说反间计中的两个太监在崇祯年间一直默默无闻，后金特指“杨太监”中计，非常可疑，为什么告状的一定是杨太监而不是王成德？——下面将分析和杨太监同期被捕的王太监，长期以来默默无闻的他将给我们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