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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程献反间计考:语多乖谬 查无实据
2008年11月11日 13:43凤凰历史专稿 】 【打印

关于范文程献反间计的记载前文已经说明,一共有两个出处,一个是李霨为范文程写的墓志铭,《内祕书院大学士范文肃公墓志铭》,言辞隐约,并未指实,只说“是时,明宁远总制某将重兵居前,公进秘谋,纵反间,总制获罪去”;另一个是就是黄宗羲为钱龙锡写的《大学士机山钱公神道碑铭》。

《内祕书院大学士范文肃公墓志铭》写作的时间早于《大学士机山钱公神道碑铭》,因墓志铭是随死者下葬,埋在土中的碑文,必定在范文程下葬的时候已经写就,范文程死于康熙五年(1666年),次年葬于怀柔红螺山,墓志铭写作的时间不可能晚于康熙六年。而黄宗羲的《大学士机山钱公神道碑铭》写于康熙辛未年,“辛未歲,余至新安,公之孫柏齡以碑銘見屬,余不辭而為之”,也即康熙三十年(1691年),比范文程墓志铭晚二十几年。除去《内祕书院大学士范文肃公墓志铭》不明所指的密计记载之外,是最早叙述范文程献反间计的文献。

“……己巳之冬,大安口失守,兵鋒直指闕下,崇煥提援師至。先是,崇煥守寧遠,大兵屢攻不得志,太祖患之。范相國文程時為章京,謂太祖曰:昔漢王用陳平之計,間楚君臣,使項羽卒疑范增而去楚;今獨不可踵其故智乎?太祖善之。使人掠得小奄數人,置之帳後,佯欲殺之。范相乃曰:袁督師既許獻城,則此輩皆吾臣子,不必殺也。陰縱之去。奄人得是語密聞於上。上頷之,而舉朝不知也。崇煥戰東便門,頗得利,然兵已疲甚,約束諸將不妄戰,且請入城少憩。上大疑焉,復召對。縋城以入,下之詔獄。上雖疑崇煥,猶未有指實,止以逗留罪之。……”

虽然语出黄宗羲,却有很多明显的不实之处。仅关于反间计的小小段落就有两处严重错误。其一是把皇太极误写成“太祖”,或混淆了皇太极与努尔哈赤。

“先是,崇煥守寧遠,大兵屢攻不得志,太祖患之。……謂太祖曰:昔漢王用陳平之計,間楚君臣,使項羽卒疑范增而去楚;今獨不可踵其故智乎?太祖善之。”

攻宁远不得志是努尔哈赤,而可以在北京城下施反间计的只能是皇太极,本文一下子把几年的事情缩在一起,而当时努尔哈赤已经死了三年,也就是说,文章记载的是死太祖害死活督师的玄幻故事。

这个错误尚且可以解释成笔误,虽然在别人的碑铭上出现笔误不是什么好事;而关于范文程的错误则是弄错了范文程的简历。原文中有如下文字:

“先是,崇煥守寧遠,大兵屢攻不得志,太祖患之。范相國文程時為章京……”

事实据《满文老档》,范文程在后金攻遵化时称生员,只是个尚未授官的秀才。“命参将英股尔泰、游击李思忠、范生员统备御八员,甲兵五百,无甲兵三百,留守遵化城。”(《满文老档》)“章京”这种官职称呼是天聪八年(也就是己巳之变五年后)才出现的,职衔高则为总兵,低则为备御,中间有副将、参将、游击,高下差别很大。“天聪八年,始设一等公,即五备御之总兵。及一、二、三等昂邦章京,即总兵。梅勒章京,即副将。扎兰章京,一、二等即参将,三等游击。牛录章京。即备御。”(《清史稿·职官四》)“范相国时为章京”所述不仅不清不楚,而且与事实不符。根据清史稿对范文程的记载,范文程在崇祯九年才封为扎兰章京,“崇德元年,改文馆为内三院,以文程为内秘书院大学士,进世职二等甲喇章京。”(《清史稿·列传十九》)甲喇章京,也就是扎兰章京。崇德元年是崇祯九年,比崇祯二年已经过去了七年。而范文程在崇祯二年是普通的文馆生员,皇太极于崇祯二年九月举行满清有史以来第一次“科举”考试,范文程就在那时通过科举考试,被擢置文馆使用,这是他登上历史舞台的开始,当时距己巳之变只有不到两个多月,已经是后金为出征作准备的时候。两个月后在遵化,范文程的身份仍然是文馆的一个普通秀才,并非皇太极的谋士。文中范文程以谋士的身份说话的描写十分欠缺真实性。

以上两条仅仅是史料的不尽不实之处,并不能证明范文程就没有献过反间计。而事实上,范文程在皇太极带兵攻向蓟门之时留守遵化,并没有能随军到北京城下。“命参将英古尔岱、游击李思忠、范生员统备御八员,甲兵五百,无甲兵三百,留守遵化城。”(《满文老档》957页)

既然范文程当时在守遵化,他和皇太极最后的交谈也应该是皇太极离开遵化到蓟门之前。当时他们应该还不知道皇太极一定能打到北京城,除非他们未卜先知,知道可以一夜之间飞过蓟门天险。而那时候,他们关心的应该是怎样行军打仗,而不是反间计这种细节性的计谋;又他们不会预计到一定在北京和袁崇焕对垒,更不会进一步确认即使捉了袁崇焕明朝也不会换一个更加精明指挥官,所以他们在遵化定反间计就显得不合情理。且遵化没有太监可抓,由范文程说话给太监听,很显然是虚构的情节。不论是后金还是明朝的史料,都没有提到在攻陷遵化或之前捉到太监,亦可印证范文程不可能在遵化对太监施反间计。可知文中所说“使人掠得小奄數人,置之帳後,佯欲殺之。范相乃曰:袁督師既許獻城,則此輩皆吾臣子,不必殺也。陰縱之去。奄人得是語密聞於上。上頷之,而舉朝不知也。”是毫无所本的传闻。所述或有其事,但时间、地点、人物都有谬误。可能是流言口口相传之后失去原貌,这也是笔记野史经常出现的现象。其源头则有可能是范文程的墓志铭,由“公进秘谋,纵反间,总制获罪去”这几个字牵强附会而来。当然,也有可能不是,但不影响史料的错误性。

再对照明朝和后金的史料,牵连到对崇祯告状的太监,所有的记载都是指京师郊外牧马场抓的太监,据《满文老档》记载,“二十九日,遣杨太监往见崇祯帝。杨太监以高鸿中、鲍承先之言,详告明崇祯帝。遂执袁都堂,磔之。”(962页)反间计清清楚楚发生在北京城下,太监是在京郊牧马场所抓,“十七日……至明帝牧马堡驻营……管马太监二名,及三百余人,被围出降。”(959~960页),不可能是遵化的范文程可以接触到。而范文程显然也不可能未卜先知,在皇太极还没有通过蓟门的时候就凭空妄想捉太监进行反间计。

又李霨的《内祕书院大学士范文肃公墓志铭》除了“公进秘谋,纵反间,总制获罪去”的模糊记载之外,亦不见任何相关的讯息,比如献计诛杀袁崇焕这样举足轻重的人物,大功一件,也没有任何受赏的记录。

张玉兴先生《范文程归清考辩》一文引天聪八年五月十七日皇太极赐予范文程的诰敕,是叙己巳功劳的敕文,内容如下:

“据德国人瓦尔特·福克斯称,他于1929年在北京的市场上购得一份完整的清代官方文献,即从天聪至康熙共三个皇帝赐予范文程的诰敕。其中天聪八年五月十七日的敕文是:

'……往征北京时,尔招抚潘家口、马拦峪、山囤营、马栏关、大安口五城。后敌围大安口城,尔率枪炮手,杀敌甚众。留守遵化城遇敌兵来攻,尔当阵救出我兵一人,因授尔为三等阿达哈哈番。'(【原注】德瓦·福克斯:《范文程(1597-1666)及其诰命》载(日本)《史学研究》第10卷第3号1939年)

此敕《清实录》不载。但查《清太宗实录》天聪八年五月壬寅(即十七日),记云'始叙各官功次,赐之敕书'……可知上载敕书即当日所赐。”

如果范文程真的曾经献反间计,后金又认为这是关乎明朝国运的大事,如此大功应该不会毫无提及,且这份敕文应该是正式叙功的文件,不应有所隐讳,而当时袁崇焕已死四年,毫无保密的必要,可知范文程献反间计事属虚无缥缈。敕文远早于《内祕书院大学士范文肃公墓志铭》,而后者亦不排除有谀墓之词或误记。李果的《大学士范文肃公文程传》对墓志铭多有因循,然而对范文程进反间计一事不取。

黄宗羲文不仅仅是孤证难信,而且错漏百出,看来不像钻研历史的学者所写出来的史论,反而像好事文人穿凿附会的历史小说。之所以如此,也是事出有因。黄宗羲有很深的门户之见,他和阉党有不共戴天之仇,其父是死于阉党之手。阉党倒台之后,黄宗羲入京讼冤,对参与谋害他父亲的人不论主犯从犯、被逼自愿,一律在公堂上出铁锥锥之,仇深刻骨(《黄梨洲先生年谱》)。这导致他在有关门户的事情上完全以东林党为中心,而不论是非,即使夏允彝殉国之后所留下的遗文《幸存录》,由于对党争持持平之见,对东林有所冒犯,黄宗羲仍然对之大加攻讦,专门写作《汰存录纪辩》,逐条反驳,希望夏允彝的遗文不存。对此全祖望亦有记载,“然慈溪郑平子曰:'梨洲门户之见太重,故其人一堕门户,必不肯原之。此乃其生平习气,亦未可信也。'予颇是之。”(《汰存录跋》)黄宗羲严重的党见,使他在有关党争的问题上很难持论公允,而袁崇焕案,由于牵涉到东林党成员,而被东林将整个案子归为党争,推卸责任。

由此亦可知,有些东林遗留的文件,由于党争利益而对事实多有虚饰掩盖,亦不可全信,有必要在使用之前仔细调查其真确性,以免陷入一面之词,而看不到虚词之后的事实真相。

总的来说,范文程有没有献反间计,与反间计存不存在不相关。范文程献反间计之说虽然有诸多不合情理处,亦难排除它在历史上确实发生过;而范文程执行反间计之说,由于在遵化没有被捕太监,所以不可能有可供他施反间计的条件,也不可能发生。

《大学士机山钱公神道碑铭》之中除去范文程执行反间计的错误记载,即使最大限度地认为它真实有效,可以有效证明事件的范围仅仅在“使人掠得小奄数人”和“陰縱之去。奄人得是語密聞於上。上頷之,而舉朝不知也。”都在《清太宗实录》记载的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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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长平长恨   编辑: 刘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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