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崇年教授对康熙皇帝的科学精神，对西方文明西方科学的兴趣也赞颂备至“康熙皇帝是一位学习型的皇帝，是‘二十五史’中惟一了解西方文明、尊重科学精神的皇帝。”

至于后来中国科技大幅度落后西方，则认为和康熙没有什么关系，他说“当谈及这些历史往事时，人们自然会问：既然300年前西方科技就已经传到中国，为什么18世纪后中国科学又大大落后于西方？看看当时在康熙宫廷供职的巴多明留下的诸多信件，就不奇怪了。在这种仅有康熙皇帝与个别大臣对科学感兴趣的情况下，改进科研制度的社会条件根本不具备。”

按阎教授的说法，康熙自己是了解西方文明，尊重科学精神，对科学感兴趣的，只是下面的人，中国的知识分子和百姓都太愚昧了，都对科学不感兴趣，，社会条件不具备，所以中国错过了与西方交流的机会，落后了。

我觉得阎教授这种说法也值得商榷，大量事实表明，在明末的时候，已经呈现出上至朝臣大官，下至平民知识分子都对西方科学表现出浓厚热情兴趣的现象，无论是翻译著作，还是学习研究都呈现不断上升增多的趋势，而到了清代，这种现象逐渐消失，趋向倒退。

明代的时候，中西文化的交流不仅是在官方层面展开，同样也在社会上展开，与传教士打交道的主要是明代的主流知识分子，交流的侧面也注重于科技，并在社会上传播，而到了清代，传教士完全成为了皇帝私人的奴仆，传教士带来的西方科技器械，也仅仅成为了皇帝和少数贵族大臣的个人玩物，而在民间层面，传教士也从明代的科学传播，演变成清代初期完全以宗教传播为主，知识分子学者已经不在是和传教士打交道交往的主要人群了。

所以问题可能不是只有康熙和个别大臣对科学感兴趣，而是康熙和清朝统治阶层只想把科学限制在他们少数人叶公好龙似的玩物新鲜刺激的层面上，而不允许对科学的兴趣在广大的社会层面尤其是汉人知识分子层面散播开来.

我们来看一下康熙所谓对科学的兴趣究竟是什么性质的兴趣，他是否真如阎教授所说的那样尊重科学精神么？先说两件事情。

西方传教士南怀仁把过去明朝翻译编写的大量科技著作加以汇编整理，并略微补充了一些他自己的翻译和著作，于康熙二十二年编成《穷理学》，想呈现给康熙，并加以刊行流传。

康熙看了这部书，然后发还给了南怀仁！

在《康熙起居注》中有这样的记载：“

上曰：‘此书内文辞甚悖谬不通’。

明珠等奏曰：‘其所云人之知识记忆皆系于头脑等语，于理实为舛谬。’

上曰：‘部复本不必发还南怀仁，所撰书著发还。’”[1]

《穷理学》这套完整汇集了西方科技译著的丛书，就因为康熙所谓“文辞甚悖谬不通”，没有被刊刻，不仅没有刊刻，而且也没有能完整保存下来，只剩下残本，而残本中一大部分都是1627年明代李之藻和耶酥会士傅泛际开始合作翻译的《名理探》。

写《康熙起居注》的人，留下这段记录，本来是想作为康熙如何英明睿智的证据，现在却倒可以用说明一下康熙所谓科学精神科学兴趣是怎么回事。

这里提到的所谓“于理实为舛谬”的“知识记忆皆系于头脑”，其实一些明代知识分子就已经知道了。比如崇祯元年进士金声（后在隆武元年被清兵俘虏，不屈而壮烈殉国），精通西学，曾经说过“人之记忆皆在脑中，小儿善忘者，脑未满也；老人健忘者，脑渐空也”，明末思想科学巨人方以智[2]的《物理小识》中也明确提到“人之智愚，系脑之清浊”。明代人知道的科学常识，到了康熙和他的大臣那里那里就变成了“文辞甚悖谬不通”“于理实为舛谬”！

在中国科学史大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席泽宗写的《论康熙科学政策的失误》[3]一文中还记载了这么一件事，现引原文如下“当巴多明(D．Parrenin，1665—1741)将他给康熙讲授的人体解剖学讲义用满文和汉文整理成书，并绘图子以说明，准备出版时，康熙立即下令：‘此乃特异之书，不可与普通文籍等量观之，亦不可任一般不学无术之辈滥读此书。’据潘吉星先生研究，巴多明原稿书名为《根据血液循环理论及戴尼(Dienis或Diones)的新发现而编成的人体解剖学》，简称《解剖学铨释》(AntonieMedchoue)，原稿后来传回欧洲，存于丹麦哥本哈根皇家图书馆，1928年才得以出版。”

也就难怪席泽宗先生感叹说“‘一门新学科由于他个人的好奇就加以介绍，而由于他自己的不懂又定为无用’。这个人又是‘一言九鼎’的皇帝，关系太大了。这样，这位皇帝学习科学的动机和目的就很有研究的必要了。在这方面，1944年邵力子先生有一段精彩的论述：‘对于西洋传来的学问，他(指康熙)似乎只想利用，只知欣赏，而从没有注意造就人才，更没有注意改变风气；梁任公（梁启超）曾批评康熙帝，‘就算他不是有心窒息民智，也不能不算他失策。’据我看，这‘窒塞民智’的罪名，康熙帝是无法逃避的。’”

那康熙表现出来对科学的所谓兴趣其实质究竟是什么呢？同样是席泽宗院士文中叙述的一件事情或许能说明一定的问题：

“这里只再转述李光地本人受捉弄的一例，以见康熙之为人。

1689年二月康熙到南京后，先派侍卫赵昌向天主堂远西学士法国人洪若翰(JeandeFotaney，1643一1710)、意大利人毕嘉(G．Gabiani，1623一1694)询问‘南极老人星，江宁(南京)可能见否?出广东地平几度?江宁几度?’毕、洪等一一计算，又观看天象，验老人星出地平度数，详察明白，呈文送上。康熙得知详情以后，在一班大臣的前护后拥下登上南京观象台，李光地也得以随侍，据李光地自己回忆：‘既登，余与京江(即张玉书)相攀步上，气喘欲绝。上颜色赤红，怒气问余：你认得星？余奏曰：不晓得，不过书本上的历法抄袭几句，也不知到深处，至星象全不认得。上指参星问云：这是什么星？答以参星。上云：你说不认得，如何又认得参星？奏云：‘经星能有几个，人人都晓得。至于天上星极多，别的实在不认得。上又曰，那是老人星？余说：据书本上说，老人星见，天下太平。上云：‘甚么相干，都是胡说。老人星在南，北京自然看不见，到这里自然看得见；若再到你们闽广，连南极星也看见，老人星那一日不在天上，如何说见则太平？上问淡人(高士奇)：李某学问如何？曰：不相与，不知。’

“李光地本来是想讨好康熙，结果适得其反，遭到了康熙的责备。这年五月康熙回到北京以后，就将他降级使用，对他是个很大的打击，所以李光地记得这么详细。但从上述对话中，康熙说福建、广东一带连南极星也能看见，又反映出他的天文知识不够深入。事实上，在福建、广东一带，南极星是看不见的。”

“南京观象台上的这场天文对话，完全是个预谋，由此就可以看出他学习天文的目的是什么了，并不是发展科学，而是一种“利用”，用来炫耀自己，批评别人，梁启超的论断是对的。”

康熙对科学的所谓兴趣，一方面是用来炫耀，另一方面则也是当玩具供他个人取乐消遣的意思。而不是用于实际需要。“清代统治者把精巧的仪器视为皇家礼器，应该留在宫中供皇帝本人使用，观象台的仪器比御用仪器少得多。据李迪、白尚恕调查，收藏在故宫中的科学仪器近千件，望远镜就有一二百架，多为康熙、乾隆时物。这么多的科学仪器，收藏在深宫秘院中，不让发挥作用，该当何罪！”

通过上面叙述的这些内容，可见阎教授赞颂康熙“了解西方文明、尊重科学精神”，并不是那么符合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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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康熙起居注》（二），1104页，康熙22年11月14日。转引自《明末清初的格物穷理之学》四川教育出版社尚智丛著，第65页

[2]明末四公子之一，崇祯十三年（1640）进士，曾受邀担任南明内阁大学士但拒绝，被清兵俘获，不屈服，削发为僧，在康熙十年，被满清统治者抓捕，在“惶恐滩”——就是文天祥北上抗元路过，所写诗句中“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中的惶恐滩——毅然自尽而死

[3]席泽宗《论康熙科学政策的失误》，《自然科学史研究》，2000年第1期，以下席院士的话都从此处引用，不再另外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