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评述：“这一次大罢工，共计罢工5日，秩序极好，组织极严，工友很能服从命令。俱乐部共费计一百二十余元，未伤一人，未败一事，而得到完全胜利，这实在是幼稚的中国劳动运动中绝无而仅有的事。” 【详细】

“二七”大罢工纪略

1923年2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会决定在郑州召开成立大会。2月4日，全路两万多工人举行大罢工，1200公里铁路顿时瘫痪。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吴佩孚调动两万多军警在京汉铁路沿线镇压罢工工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详细】

“五卅”运动始末

1925年5月30日，上海工人和学生在租界的繁华马路进行宣传讲演和示威游行，租界英国巡捕先后逮捕100多人，并突然向密集的游行群众开枪射击，当场打死13人，伤数十人，制造了“五卅惨案”。从6月1日起，上海开始了反帝总罢工、总罢课、总罢市。相继有20余万工人罢工，公共租界的商人全体罢市，连租界雇用的中国巡捕也响应号召宣布罢岗。【详细】

民国时代的劳动立法：仅看法条已达世界一流水准

从立法所体现出来的理念来看，民国时期的劳动立法在当时还是相当先进的，这些理念有些来自社会主义国家，有些来自观念左倾的国际劳工组织。这其中，女工和童工的待遇问题，成年工人的工作时间等问题都或多或少受到这些理念的影响。事实上，王能君在评价二战之前国民政府的劳动法制时就认为：“若仅从法条的内容来看，国民政府的劳动法制已是凌驾于日本的劳动法制之上，达到世界之第一流水准。”【详细】

民国时代的工人组织：全国性工会国民党也拥有

1934年冬，国民党中从事劳工运动的陆京士、陶百川、朱学范(上海市总工会主席)等人以“研究劳动问题，积极唤起劳动界本身觉悟，促进全国民众服务精神”为由，发起组织中国劳动协会(劳协)，企图成为联合各地工会的“中心力量”。1935年2月24日，中国劳动协会正式成立，该会作为劳工文化团体由国民党中央社会部管辖。1939年，中国劳动协会(劳协)又以中国工会全国总组织的名义，加入国际工会联合会。【详细】

民国时代的劳资纠纷：民族资本家多主张劳资合作

近代中国的资本家阶级十分关注劳资关系问题，在认知层面，均主张劳资合作，鲜有例外。无论是以发展中国实业为抱负，还是以赚取高额利润为目的(也许可以说相当多的资本家是二者兼有)，劳资合作，共谋发展，对资方都是有利而无害；但劳资既为不同利益群体，矛盾冲突势所难免，在现实利害冲突中，资方往往能本合作主义之精神，做出一定妥协，而求得冲突的缓和或解决，但坚持顽抗的例子也并非绝无仅有。【详细】

民国时代的工人群体：斗争并非是所有人的愿望

当时的上海工人分为南方的技术工人（工匠）、北方来的非技术工人与半技术工人（无产者），并认为前者思想激进，而后者则较保守。工人来源的差异，还产生了政治动员与社会网络的不同：南方工匠以行会为组织，反叛性较强，倾向于激进的中共工会；半技术工人则以帮会为依托，力求自保，保守性较强；而非技术工人则流动性较强，乡土意识较重，组织性较差。这实际上反映出一些问题，即在同一地点的工人中，心理认同也是不一致的，激烈的方式也绝非共识。【详细】

台湾劳动者付出血汗代价，包括一度全世界最高的职业灾害比率、世界上最长的工作时间、对劳工包括其子女，在教育机会与文化生活上的剥夺等，开创了“经济奇迹”。【详细】

在台湾迅速都市化、工业化的过程中，利益集团与工厂老板对工人的侵害日复一日，违法加班、工伤与积欠薪资的事件层出不穷，贪腐的地方政府对于工人的投诉多 “吃案”视而不见，使得民间维权意识逐渐觉醒。【详细】

随着私营企业成为主流，工会组织率严重萎缩，即使成立了工会组织，干部腐化十分严重，有时候企业主或经理人就兼任工会理事长或秘书长。工人私下笑称为“福利品工会”、“花瓶工会”或“阉鸡工会”。【详细】

1984年5月1日，一群维权人士聚集在台北市义光教会，成立了台湾战后第一个劳工NGO——台湾劳工法律支持会。同一天，国民党推动了《劳动基准法》即劳动法通过。这两件事对台湾劳工运动造成了深远影响。【详细】

首先，台湾第二产业的就业人口，自1980年代以来从五成掉到三成，产业外迁是主要原因。第二，就业结构中的底层，被移民劳工取代。第三，台湾当局在金融全球化的压力下，倒向大财团与私有化，也会打击工会。【详细】

长期以来在实际工时长度上名列世界前茅的台湾劳动者，2000年争取到法定工时缩短。但由于《劳基法》逐步弹性化，许多劳动者的劳动条件几乎不受《劳基法》的保障，工时弹性化也抵消了缩短工时的成果。【详细】

有组织领导罢工存在 没有组织领导罢工同样会出现

在国共合作时期，两党对工人运动都非常重视，共同造就了1921年到1927年间中国工人运动的高潮。国共分手之后，尽管工会活动受到压制，但工人有组织和自发的运动也依旧大量存在。根据有关统计，1928年4月至9月短短半年间，上海一地就发生罢工96次。而基于《民国十九年上海市劳资纠纷统计》显示，该年度发生的劳资纠纷“全年案件凡376起，关系厂号数3379家，平均每案约9家，关系职工数130329人，平均每案347人”。归根结底，纠纷仍是经济问题。【详细】

工会几乎存在于今天的每一个国家，他们被一致认为是工人利益的主要代表。西方经济学认为，工会的目的一般有三个：即就业量极大化、总工资极大化和总利益极大化。【详细】

工会可以通过限制非会员受雇，迫使政府通过强制退休、禁止雇佣童工、限制移民、减少工作时间的法律手段等方法来减少劳动的供给，以提高工资。【详细】

工会通过议会或其他活动来增加出口、限制进口、实行保护贸易政策等办法来扩大对商品的需求，从而提高市场对劳动力的需求，也可以提高工资。【详细】

工会迫使政府通过立法规定最低工资，这样也可以使工资维持在较高的水平。工会对工资的影响也是有限度的，一般的，它取决于工会本身力量的大小、工会与厂商双方力量的对比、整个社会的经济状况及政府的干预程度等。【详细】

工会的以上这些做法在很大程度上会提高工人的工资，但也会带来其他对工人不利的问题，比如限制供给的方法，会给社会带来的问题是就业水平的下降，也就是说在一部分人工资上升的同时，一部分人会失去工作，成为失业者，这种两难选择是现实的。【详细】

目前，在我国绝大多数企业中，除了少数科技人员和高层管理者因拥有较强的市场谈判实力而能够分享一定的控制权外，绝大部分员工在企业中并没有发言权，特别是私营企业中：雇主处于完全的支配和主导地位，通常以牺牲雇员利益为代价来获取自身利益。【详细】

2003年8月的一份资料介绍，目前我国劳动关系已出现了许多问题，劳动争议案件以每年30％～40％的速度增长，远远高于GDP的增长速度。最突出的问题是：超时加班，雇主拖欠、克扣、压低劳动者的工资，工作条件恶劣，社会保障很差。【详细】

事实说明，我国许多企业的劳动关系中存在着明显的非合作博弈性质，这种对抗性的不合作博弈必然降低劳动生产率。实际上，劳资关系的紧张已经成为制约许多私营企业生产效率提高的关键。如果严格按照法条衡量劳资关系，不少私人部门的企业已到了无法容忍的地步。【详细】

日企的工作效率比较低，因为强调绝对服从，一个提案必须层层上报审批，耗时耗力，就这一点，倒和我们有些国企的作风比较像。韩企最大的问题是，韩国人和中国人的地位不平等。领导职位也几乎全被韩国人占据着，中国人干得再出色，也得不到提拔。事实上，这种管理文化早已被退而广之了。【详细】

本文所要分析的，是上海一家名为“三友实业社”的民族资本企业在1932－1933年间发生的一起劳资纠纷。【详细】

一般而言，这个时期的劳资纠纷案大多由地方党政当局出面调解仲裁后，便能很快平息，只有极少数较大的纠纷案才闹到国民党中央。在中央权威的直接介入和干预下，多数纠纷即告平息。出乎意料的是，随着劳方向国民党中央的上告，事态迅速扩大并日趋复杂化。【详细】

1932年，国民党籍学者萨孟武撰文批评国民党代表“全民”：“资本家与劳动者的利害是不能一致的……如果我们同时希望他们两个阶级都来拥护，则我们的政策只能模棱两可。然而模棱两可的政策，终久必为他们所厌弃。”【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