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琦善的外交

在专制主义的清王朝，臣子本无外交权，一切大事最后均须皇帝定夺，外交权掌握在皇帝手里。何况，自康熙大帝1689年与俄方签订《尼布楚条约》时有过一次重大而成功的外交外，天朝上国的清王朝与外国人打交道多半是外国人对天朝的“朝觐”，不可能有“蛮夷”与天朝平等而坐的谈判。实际上，由于迫不得已的闭关锁国，天朝很少与外国人接触，“恩许”广州通商的洋人也仅仅是老实地做点生意而已，清朝与其接触更谈不上什么“外交”。

真正的外交对于道光朝的大员甚至皇帝本人来说乃是头一次碰到，偏偏对手是个老手，从打败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到挤掉荷兰的霸主权威，从征服印度到英美战争以及组织欧洲反法联盟打败拿破仑，召开维也纳会议，建立神圣同盟，英国的外交手段堪称“炉火纯青”。

当然，外交不是空口说白话，不是君子国间的道德交易，对于涉及到“利益”之争的外交，背后必要有强大的实力为后盾。在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里，实力才是决定一切的因素。恰如前面所示，论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中英不是一个档次。由此看来，既无实力作后盾，又无经验打先锋，琦善的外交也就多少有些尴尬了。

首次接触英国人，在白河口见识到英军炮舰，如前所说，琦善“深受震慑”。再次接触到英国人是在广州，既彻底坚定了清军不敌英军的判断，又领略到了英人并非“情词恭顺”，而乃“桀骜不驯”。琦善的见识与亲身感受也为其外交定下了基调，那就是极力妥协，甚至不惜冒抗旨的风险，因为他觉得非此不能为“天朝”求最大利益。

琦善的外交体现在广东谈判，其成果即是《穿鼻草约》。当感到道光帝的“圣裁”与义律的“开价”相差甚远之时，琦善做了哪些努力呢？

他无权做出让步，但他又要执意求和，惟一的手段就是尽力劝说对方，讨价还价，实在不行就擅权做适当让步，事后呈皇帝批准，琦善正是这么做的。

交涉之初，琦善同意赔偿烟价500万元被婉拒，后来让步为600万元，并代奏圣恩在广州之外另辟一口岸，但英方仍不同意。于是琦善用尽手段，在照会中对义律“善意”劝告，不得其果。当义律“依照兵法办行”并攻占了沙角、大角后，琦善面对现实又做了让步:“代为恳奏”

予给口外外洋寄居一所:“代奏恳恩”广州恢复贸易。但英方得寸进尺，道光帝业又主“剿”，于是琦善不惜谎言诓骗圣上，抗旨照常行事，因为他对和谈仍不死心，相信自己能说服义律，并说服皇上。

经过几番“磨难”，琦善终于与义律达成了所谓的《初步协定》（实际上是义律1841年1月20日单方面宣布达成，琦善并未同意，但协定的内容，琦善大体上同意），即《穿鼻草约》，《草约》内容为:割让香港，赔偿烟价600万元，恢复广州通商，中英平等外交。从战后签订的《南京条约》来看，《穿鼻草约》无疑比其让步较少，仿佛琦善是功臣，但《穿鼻草约》是琦善与义律双方越权抗旨擅自达成的，并不反映双方国家的真实意愿。对于清朝来说，让步太多，对于英国来说，让步太少，《草约》自然不可能被认可。琦善与义律白忙活了一场，事后也各自被双方政府革职和撤换。

琦善怀着极大的信心投入所谓的“外交”，但却以“倒霉”的结局结束其使命并非偶然，如前所析，中英各自的要求及其实力对比注定了这是一场不可能有结果的外交，这不是琦善的责任，琦善也没这个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