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二十年九月初六日，在查拿鸦片限期迫近之际的关键时刻，前任礼部尚书贵庆奏请酌复禁烟旧例，提出仍恢复对吸食鸦片者处以枷杖，取消绞候（军机处原折道光十二年八月二十六日冯赞□折，文中圈点系笔者所加；道光二十年九月初六日贵庆奏折。）。十二月二十三日，穆彰阿等遵旨会议贵庆的奏折，明确指出，钦定鸦片章程，“自各省遵行以来，至今已届年余，并未见有窒碍，本无庸再议更张，且吸食罪名定为绞候系在一年六个月之后，现因查办严紧，戒者已多，迨经到限，安知不各顾身家，全行戒尽。若于未经届限之先，辄行酌改例文，议从轻典，小民何知，妄自揣度，不以为恩有所贷，而以为法有不行，非独未戒者难期速戒，即不食者亦将吸食，是成效未臻，而全功顿弃。该尚书所奏应无庸议。”（军机处上谕档，道光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穆彰阿等议复折。）从上述事实看，把军机大臣穆彰阿说成是反禁烟派的实际首领，看来也是令人难以信服的。

总而言之，我们认为，历史的发展是复杂的，它是由一幅幅五彩缤纷的画面所组成的，有时还会出现倒立的影象。严禁派必然发展成抵抗派，弛禁派必然发展成投降派，用这种一刀切的方法研究和解释错综复杂、千变万化的历史现象，往往是行不通的。

结束语

综上所述，笔者总的观点是:在十九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道光中叶），在中国境内所开展的一场轰轰烈烈的严禁鸦片运动，其真正的发动者，是道光帝本人。清代档案证明，道光帝历来是主张禁烟的。在林则徐的奏折之前，道光帝已发动了全国性的禁烟运动，各地实际上已开始进行禁烟。林则徐八月二日的片奏，究竟对道光帝起了什么样的作用，现在虽然很难断定，但至少道光帝既未在其上批示，又未为此而发布上谕，只是交军机处存档。这也并不奇怪，因为林则徐所奏的内容并不新鲜，在这以前几年，早就有人就鸦片之流毒会影响用兵及财政的问题上过奏章，道光帝也早已就此发布过上谕。但是，林则徐禁烟的坚定立场和实际行动，更坚定了道光帝的禁烟决心，所以授命他为钦差大臣去广东查禁鸦片。

道光帝发动的这次禁烟运动，是一场真正的禁烟运动，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开展，并且收到了实效，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就在除广东以外的各省区内，查获鸦片八十多万两。而且这场禁烟运动坚持了较长的时间，鸦片战争爆发后，尽管军事上清廷连连失利，负责指挥作战的大臣不断更换，但在战争过程中，道光帝没有放松禁烟，查处吸食或兴贩鸦片案件的运动继续在进行，吸毒贩毒官员或普通烟犯仍然在受到惩处。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在1853年咸丰皇帝虽然处在愈加困难的条件之下，虽然完全明白禁止日益增多的鸦片输入之一切努力毫无结果，但终于不改变自己先人的一贯政策。”（《马克思论鸦片贸易》，载《鸦片战争》第一册，第6至7页。）

笔者认为，今天我们如果仍然袭用老方法，从严禁、弛禁两派斗争线索出发来研究禁烟运动和鸦片战争，显然是不适宜的。所谓道光十八年之“弛禁”与“严禁”两派斗争，实是后人的片面的分析认识，并非当时的事实。至于后来有人又从“弛禁”与“严禁”两派之争，演进到鸦片战争中的投降与抵抗两条路线斗争，以此来证明投降派和抵抗派产生的历史根源。这种在鸦片战争中被否定的人，必然在禁烟运动中被否定的形而上学观点，与事实不符，而这种逻辑推理方法也是不足取的。